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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恐怕并没涉及本案那种惨绝人寰的恐怖性。”他答道。“不过，别去管那张报纸的无稽之谈吧。我看，这件疑案大家认为破不了，其理由倒应该看成容易破案——我说的是本案的特点中那种超越常轨的性质。由于表面上找不到动机——不是杀人的动机——而是杀人手段这么毒辣的动机，警察局竟弄得一筹莫展。楼上只有被害的列士巴奈小姐，并没旁人，再说没有一条出路逃得过上楼那伙人的眼睛，这而件事眼明明听到了争吵声音，表面上看来完全矛盾，这点警察局也弄得莫名其妙。房里乱七八糟，死尸倒塞进烟囱里；老太太的尸首残缺不全，惨不忍睹；官府办案的碰到这些情形，加上刚才提到过的原因，以及种种不必多提的情形，他们吹嘘的聪明自然施展不出，无能为力。他们犯了个大错误，可这倒也寻常，他们把难得看见的事错当做奥妙透项的事了。不过，如果要探求事实真相，只须打破常规，就可以摸索出一条道理来。象咱们目前进行的查访工作，与其问‘出了什么事’，还不如问‘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老实说，这件疑案，我一下子就能解决，或者说，已经解决了，我看作容易，警察看作破不了，这恰恰成为正比。”
我暗吃一惊，默不作声地盯着他。
“我正在等着，”他望着房门，接下去说，“我正在等着一个人，这人也许不是这两件惨案的凶犯，可是跟这次行凶一定有几分关系。这些罪行中惨无人道的一节恐怕跟他丝毫无关。但愿这个猜测不错，因为全部破案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了。我在这间房里，无时无刻不在盼望那人光临。不错，他或许不会来；可是多半会来。要是来了，就少不得把他留下。这是手枪；咱们两个都知道到时候怎么样使枪。”
我拿了手枪，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信不了自己的耳朵，杜宾却径自说下去，八成象在自言自语。我早就交代过了，碰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他那番话是对我说的；声音虽然不高，那副腔调却是一般用来跟老远的人说话的。眼睛光是茫然望着墙上。
“大伙在楼梯上听到的吵架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的，这点完全由证人证实了，”他说道。“咱们可以放心，不必怀疑老太太是不是先害死女儿，事后再自杀。我说到这件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凶杀的方法；因为列士巴来太太的力气不会那么大，要把她女儿的尸体塞在事后发现尸体的烟囱里，可绝对办不到；再说她自已遍体鳞伤，人家决不会认为她是自杀。因此，凶杀这件事是第三者干的；第三者的声音呢，也就是大家所听见的吵架声。我现在来谈谈证人的供词吧，不谈有关这些声音的全部供词，单谈那种供词中的特殊点。你看到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就说，证人一致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或者，照其中一人说是刺耳的声音，那就各有各的说法。
“那是证据，”杜宾道，“可不是证据的特殊点。你没看出什么特殊的地方。但这里头有一点得注意。正如你所说，证人都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在这问题上意见都一致。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特殊点就来了，特殊点倒不在于意见不一致，而在于这些证人，无论是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一形容到那个声音，人人都说是外国人的声音。人人都肯定不是他们本国人的声音。没一个把这声音比做他通晓的任何国家的语言——恰恰相反，法国人认为是西班牙人的声音，‘要是他懂西班牙话，就听得懂几个字眼。’荷兰人硬说是法国人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供词里却说：‘不懂法国话，证人是通过翻译受讯的。’英国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声音，但‘并不懂得德国活’。西班牙人‘肯定’这是英国人的声音，可是他完全‘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因为他一点英国话都不懂。’意大利人却以为是俄国人的声音，但‘从未跟俄国人谈过话’。此外，还有一个法国人跟头一个法国人说法又不同，他肯定那是意大利人的声音；可是，并不通晓那种语言，就象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根据说话腔调’。瞧，当时那声音真是多么希奇啊，看这种供词，能够证实那是哪种声音呢！
——这种声调，连欧洲五大区域的公民都没听惯！你会说那大概是亚洲人的声音——是非洲人的声音吧。在巴黎，亚洲人可没几个，非洲人也数得清；不过，先不去否定这种推论，现在只提出三点，请你注意。一个证人说这声音‘与其说是尖声尖气，不如说是刺耳’。还有两个证人说是‘又快又乱’。没一个证人提到他听得出什么字——象什么字眼的声音。
“我不知道。”杜宾接着说，“你听了我这番话，心里有什么谱；可是不瞒你说，就凭供词上谈到粗声粗气和尖声尖气的这一部分，便可以作出合理的推论，这种推论完全足以令人产生疑问。根据这个疑问顺藤摸瓜，就可以进一步调查这件疑案。我刚才说‘合理的推论’，可我的意思并没全部表达出来。我原想说这种推论是唯一合适的推论，这种推论的唯一结果必然产生疑问。不过是什么疑问暂时还不说。只要你记住，我心里这个疑团完全有根有据，足以使我在搜查那间寝室时，对搜查方式和大致目标心里有个谱。
“现在咱们就算到那间寝室去了吧。先找什么呢？凶手逃走的方法。咱们俩谁都不信不可思议的怪事，这是不消说的。列士巴奈太太母女俩不会给妖怪杀害。行凶的是个有血有肉的，逃走时也不能化为一缕轻烟。那么怎么逃的呢？幸亏这问题只有一种推论的方式，靠了这方式一定能得到个明确的判断。咱们把凶手可能采取的逃走方法，一一加以研究吧。大伙上楼的当儿，凶手明明就在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房里，至少可以说是在隔壁房里。因此只要在这两间房里找出口就行了。警察已经把四处地板、天花板和砖墙全都查看得一清二楚。没什么秘密出口逃得过他们的法眼。可是，我信不过他们的眼力，亲自查了一下。查过了，果然没有秘密出口。通过道的两扇房门全都锁得严严密密，钥匙也都插在里面。回头去看看烟囱吧。这些烟囱虽然都跟普通烟囱一样宽，离开炉边有八九尺高，可是从头到尾连只大猫的身子都容不下。以上说的两个地方，既然都绝对不可能作为逃走的出路，那就只好从窗子着手了。
打前房窗口逃走，那可逃不过街上一伙人的眼睛。因此，凶手一定是从后房窗口逃跑的。
好了，既然得出了这么明显的结论，那么，作为推论的人，就不能因为看来不通而予以否定。咱们只有去证明这些看来‘不通’的理由实际上是通的。
“寝室里有两扇窗子。一扇窗子没给家具堵住，完全看得见。另一扇窗子的下半扇，给笨重的床架一头紧紧抵住，遮得看不见。没遮住的那扇窗子里面是紧紧拴住的。就是使尽浑身力气也休想拉得动。左面窗框上钻了个大钉眼，钉眼里钉着一枚挺结实的钉子，快钉到了头。再看着另一扇窗子，也有同样一枚钉子，同样钉着；哪怕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休想拉得起这扇窗。警察看了就完全相信出路不在这两个窗口上。因此，他们认为拔掉钉子，打开窗子是多此一举。
“我进行的调查比较严格，这样做，理由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知道，凡是看来不通的事物，证明的结果实际上未必如此。
“我就这样着手琢磨了——从结果推溯原因。凶手准是从这两扇窗子的一扇逃走的。
就算这样，凶手出去了可没法再从里边挂上窗框，要知道大家看见的窗框就是拴着的——这事非常明显，警察才不在这方面追根究底。可是窗框是拴紧的。那么，一定能够自动拴上。这个结论绝对错不了，我走到那个没堵上的窗口，花了番手脚才拔去钉子，打算把窗框推上。不出我所料，果然是怎么推都推不上。我这才知道，准是暗装一道弹簧；我的想法证实了。就此相信不管这钉子的情况看来依然多么玄妙，我的前提至少是对的。仔细找了一下，马上就找出这个机关来了。我一按，心里对这个发现挺满意，就忍住了，没去推上窗框。
“当下重新放好钉子，留神打量一通。一个人跳出这个窗子，窗子会重新关上，弹簧也会碰上；可是钉子不会重新钉好。这个结论很清楚，我的侦查范围就此缩小了。凶手一定从另一个窗子逃走。两个窗子的弹簧大概是相同的，假定这样的话，钉子上一定有个不同的地方，至少钉法上不同。踏上床架的棚子，我探出头，仔细朝床头后面另一个窗子端详一番。伸手到床头后面一摸，一下子就摸到弹簧，一按，果真不出所料，就跟那扇窗子一模一样。于是看看钉子。正跟另一枚钉子一样结实，而且分明是一样钉法，也快钉到了头。
“你会说我给难住了；真这样想的话，一定是弄错了归纳法的道理。套句运动界的行活，我可是‘百发百中’。线索始终没断过。任何一个环节都没脱掉。我已经追到这个秘密的底了；那个底就是钉子。我刚说，外表上看来，这钉子跟另一扇窗子上的钉子丝毫不差；尽管看起来这是真凭实据，可是眼看线索马上就要解开，比起来，这凭据根本毫无价值了。我说；‘这钉子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伸手一摸，手指头就箝出了钉头，外加二三分长的钉身。钉身的其他部分还在钉眼里，就是在那儿断掉的。断口是老的，因为边上全生了锈，分明是锤子捶断的，一捶就将钉头多少捶进下边窗框的顶上。
当下我就把针头重新放在刚才取出的缺口里，果然活象一枚钉子——一点缝都看不出。
按了下弹簧，我轻轻把窗框推上见时；钉头还牢牢嵌在窗框的钉眼里，一齐推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