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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弥
从前有一个乡下女人，很穷。从小到大，她对于幸福的回忆，不是出嫁的那一天，也不是儿子生下的那一刻，而是她吃过的有数的几顿红烧肉。
这个乡下女人真的非常穷，她家里的炕上一年四季只有一床薄而破的被子，被子下面一年四季垫着一条芦席。她有一双干净像样的布鞋，用作逢年过节和走亲访友时穿—光着脚穿，因为她没有袜子。当然她更不可能有牙刷、牙膏、指甲钳之类的东西。
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中国，距今不远，想忘也忘不了。问题不在于她的穷，在于有另外一个女人背后嘀咕她：“连袜子都不买一双，敢情真想做赤脚大仙？”
这一句话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她是个自尊要强的女人，曾经在脱盲班里学到过一些学问，譬如：地球是椭圆形的，在宇宙里像一只鸡蛋那样无休无止地滚动。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等等。但是很多很多的学问在脱盲班里是学不到的，譬如人和人之间怎样协调相处。她既不能一笑了之，也无法去找那个背后说三道四的女人吵上一架。问题是她没有钱买袜子。
她思来想去，想到一个主意。那是冬天，已经过完春节了，她的儿子在学校里读高一，十八岁，功课很好，好到同班的一个女同学送了他一支钢笔。还有几天他就要从高一升到高二了。这个女人把儿子叫到面前，告诉他：读到高中毕业，又能怎样呢 ？十八岁，是帮家里挣工分的年龄了，某某的功课不是比你更好，去年就不读了，帮着家里挣工分，还订了一门亲。
她把儿子的几个学费揣在怀里，不顾一切地朝集市上走去。集市上有一家商店，方圆十几里惟一的一家商店。大号叫“XX供销合作社”。简称“供销社”。供销社里每一个营业员都像干部一样有权。女人要了一双深灰色的腈纶袜子，仔细打量之间，心里又有了盘算：买了一双袜子，不过是跟别人一样有了一双袜子，不过是逢年过节穿一下。
她放下袜子，就在供销社里转悠开了。转完供销社又到集市上转悠。不觉天就黑了。她看见集市上一下子冷清下来，就昏了头，心里敲响了锣鼓，越敲越响，越敲越乱……她想到该回去给儿子丈夫弄一点糊口的，想到有点对不起儿子，想到她这么个又穷又傻的女人，却生了个聪明听话的儿子。突然间，这个女人做出了一个行动：买了两斤猪肉。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进了村，她上了一趟茅厕，把肉拴在茅厕外面的木棍上，她出来的时候，肉不见了。但是她这个人还在。这个人从此就负载着一个沉重的任务，她要为失去的两斤肉喊冤。她不上工，不下灶，几乎不吃不喝，每天站在她家里的屋门口，脏话连篇骂，骂谁偷了她的猪肉。村里的女人一股劲地劝，告诉她，谁都相信她是买过肉的，也许那块肉被饿狗拖跑了。她转而骂狗，听上去就像在骂人，比直接骂人还难听。这回没有女人去劝了，因为种种迹象已表明，她病了。儿子运气比她好。他回乡务农后，当了队里的会计，那个送钢笔给他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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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司马的绳子》里这样提过：后来，大批大批“下放”的人开始返城。我们一家
回去了，唐叔叔吃了官司，他的老婆拖儿带小地也回去了……
唐叔叔杀了那个乡下穷女人的儿子。这件事人家是这样说的：
小队长和姓唐的老婆有了男女关系，女人的丈夫用一杆猎枪毙了小队长。
唐叔叔大名叫唐雨林。祖父是印尼华侨，那杆猎枪据说就是他留下来的。唐雨林的老
婆叫姚妹妹。姚妹妹上头有五个哥哥，到了她终于是个女孩子了。父母亲又喜又怨地，索
性把她叫做了姚妹妹。
姚妹妹到了四十岁还是姚妹妹，会赌气，会俏皮，会耍赖。圆而白的脸上，总是带着一副
观察的神情，观察的目的是为了在该笑的时候奋力大笑。结婚晚。她三十九岁的时候，女
儿才九岁。女儿喜欢在小辫子上系两只蓝蝴蝶结，偏偏她也喜欢在两根大辫子上系两个蝴
蝶结，也喜欢蓝。于是她这样跟女儿商量：“囡！蝴蝶结是大人戴的。妈给你头上扎一条
宽宽的红带子。“
女儿不干。女儿搬来了父亲唐雨林。唐雨林这样跟老婆商量：“乖妹妹。你们两个人换一换，她戴蓝蝴蝶结，你扎宽宽的红带子。“ 姚妹妹不干。唐雨林哄劝了半天，口干舌燥，伸出巴掌，恶狠狠地扇了她两大巴掌。姚妹妹的眼泪还未曾干，她的爹妈就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跑来了，坐在客厅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苦：“带大一个女儿不容易啊！生下她也不容易啊！从来不舍得打她一下。现在倒好，送上门给人家打耳光了。“然后，她的五个哥哥也来了。
有客人上门，唐雨林总是这样介绍老婆和女儿：“这是我的大女儿，这是我的小女儿
。“
唐雨林、司马、我父亲，三个人是棒打不散的赌友。
这三个人在赌场上是好汉，好汉们各有特点：司马是智者，我父亲是仁者，唐雨林是
侠者。唐雨林脾气火暴，除了对老婆没办法，什么样的人他都不怕。有时候他会带着那杆猎枪去赌，所以赌场上的小人见了他退避三舍，不敢赊账，更不敢做手脚。
大约从六九年“下放”那年开始，三个人约定：每年的大年初一下午聚合到一起，豪赌一夜，第二天上午八点分手。为了一夜豪赌；也为了老友相聚，唐雨林要顶着寒风，骑一个半小时的车子。
一个半小时是指正常的行驶时间，不包括他在路上打猎的时间。我们记得他当时的样子：背着猎枪，满脸通红，双目发光，鬓边汗湿着，自行车后面捆着年货，年货里有他即兴打来的野物。我们老远就冲着他咧开嘴巴笑，他的口袋里还装着白果，他教我们如何把白果埋在灶膛热灰里爆着吃。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白果爆裂的声音特别像他放屁的声音。于是我们扔下白果，爬到他的身上，把他揍到求饶。
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像个杀人犯的样子。姚妹妹跟着丈夫“下放”那年恰好整四十岁。她一点也不伤感，她认为将来会有许多变通的方法。但是唐雨林心情沉重，这儿太穷了，太穷的地方总是像死一般寂静，他喜欢这种毫无内容的寂静。
他跟在向导后面，不动声色地打量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当地人，在赌场上他就经常用这种目光打量对手。他发现他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她走着走着，就和那个穷女人的儿子碰上了。
穷女人李杨氏，她的儿子叫李东方。李杨氏疯骂了许多年，恰巧在唐雨林一家来的这
一天清醒过来。她不知道自己能清醒多少时候，赶紧梳了头，洗个澡，穿上鞋子，急急忙忙地跳河了。
她跳河的地方忽然热闹起来，许多人朝河边跑过去，又围着河嚷嚷：“死了死了。没
用了。“向导扔下唐雨林一家过去看热闹，一会儿过来说：“死的是小队长的老娘。丢掉
了二斤猪肉，就疯了。听说今天醒了，梳个头，洗个澡，穿上鞋子，就投河了，洗什么澡
？多此一举，反正要投河嘛。“
于是唐雨林看见了李东方，李东方就看见了唐雨林的那杆猎枪。他一愣，眼里露出惘然的神情，一时竟无话可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猎枪，这杆猎枪看上去与本地民兵训练时用的“三八”式步枪有很大的不同，它很华丽，带着城市里陌生的富足的气息。它有些咄咄逼人，他不知道对它说些什么。
李东方黑而瘦，裤管和袖管看上去空荡荡的，没有屁股，肩膀宽宽的，因而整个人像个T字形状，硬而且冷，设着一道防线。但是他的神情却是不设防的，他细长的眼睛里流露出对什么都认真的样子—什么都认真，却什么都不准备问的样子。眼梢略略上扬，眼眸晶亮，令人想起某种驯顺的食草动物。另外，他经常随着外部情况而变换表情，这个习惯使他像一个没有多少心思的孩子。
这是唐雨林一家和李东方初次见面的情景。说实话，唐雨林有点看不起这个顶头上司，但是他知道不能流露出这样的感受。唐雨林阅人多多，唐雨林百战百胜，唐雨林从不伤害好人。
但是姚妹妹在伤害人了。姚妹妹皱起了鼻子，说：“有问题吧？我妈总说他们是有问
题的。你看看，二斤……二斤……又不是二百斤。“
她的女儿问：“二斤？二斤是多少啊？”
姚妹妹说：“二斤嘛，比一斤多一斤。”
她突然大笑。二斤，比一斤多一斤，这样的回答确实让人想起来觉得好笑。这样，唐雨
林就不得不板起了脸，说：“姚妹妹，人家悲伤的时候，不要这么大笑。让人家听见了不好。我们下乡来接受人家再教育的。“冬天，做什么样的事最美呢？ 吃饱了饭，穿得很暖和，坐在无风的太阳底下，吃姚妹妹炒的葵花子，喝从苏州带来的五窨碧螺春茶，听女儿唱简简单单的儿歌。唐雨林几乎适应了改变生活后的巨大落差，但是他知道这样悠闲着会有一些麻烦。李东方上工的时候，经常绕着路走过唐雨林的家门口，不吭声，不回头，给唐雨林看一个僵硬的后背。他是小队长，唐雨林知道会有一些麻烦，他必须跟这位李东方达成某种协议。李东方的娘下葬那天，唐雨林也去吊唁。
他扛着那把猎枪，大刀金马地朝桌子旁边一坐，人群哄然一声朝后退避，像潮水一样，留下了搁浅的李东方。李东方和唐雨林在空无人处面面相觑，中间搁着那把猎枪，都有些慌张。突然，两个人不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