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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创业》里钻井队长周挺杉的这句名言，至今想起，仍豪情万丈、热血沸腾。
“文革”以后，电影多了起来，可以说，电影把我对英雄的崇拜带到了一种痴迷的境地。有时为了细细品味一部电影中的某个片断，或某个细节，我可谓百看不厌。
像８０年代的《吉鸿昌》，我看了五遍，最难忘的就是吉鸿昌就义前与部下告别时那种撕心裂肺的情景，以及吉鸿昌临刑前要坐在一把椅子上、要面对刽子手枪口，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 每看一遍，我都觉得自己的灵魂震颤一次。
随着年龄的增长，英雄的范围在我的脑海里也不断地扩大着。英雄，已不再是一种模式；英雄，已不仅仅是那些惊天动地、流芳百世的“大人物”；英雄，更多的还有那些普通平凡、默默付出、历尽沧桑、自强不息的“小人物”……
电影《芙蓉镇》里的右派秦书田在那样艰难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在每天扫街的“劳动改造”中，仍能自娱自乐地“舞动”着那把大扫帚，仍能潇洒地教一同扫街的女右派胡玉音跳 “华尔兹”；尤其是秦书田被判刑前对胡玉音说的一句话：“活着、要像牲口一样活着。” 我觉着，这就是英雄。
又想起鲁讯先生多次赞扬的那位“虽然跑在最后”，但仍“拼命坚持到底的人”。此人令我肃然起敬，我觉着，这就是英雄。
这个世界上的英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英雄，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俗话讲：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是一个极容易被感动的人、极容易流泪的人。这可能是遗传，我的母亲在家看电视剧时，只要是那故事稍有些悲情伤感，我就要提醒她老人家：准备好毛巾擦眼泪。
一部书、一部电影，有时甚至一首诗、一句箴言、一首歌曲，都能让我立刻进入一种“ 情景”；进入一种“角色”，让我热泪盈眶，让我浮想联翩，唤起我对英雄的无限遐想……
“位卑未敢忘忧国”。“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我觉着这些话的背后，就站着一个个英雄……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刘欢的这首《从头再来》，每听一次，我都心潮难抑，脑海里都能演绎出一些英雄的故事，自己仿佛就是那故事中的英雄……
崇拜英雄，把自己常常幻想成各种各样的英雄，并常常沉醉在这幻想之中，这已是我情不自禁的一种“瘾”。
幻想毕竟只是幻想。如果一定要说：是一种英雄情结在支持着我去克服了些什么，承受了些什么，我反倒觉得有些牵强。
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现实面前，我并未想过要当什么英雄，也并未想过要去表现什么英雄的坚强。坦白地讲，在那些挣扎的日子里，我往往是想不起“英雄”的，内心倒是常常抱怨：我怎么会这么倒霉！所以我只能如此废话：大概、也许、可能是一种英雄情结在支持着我吧！
站着说话“腰也疼”
做为一名在岗的国企厂长，如果堂而皇之的谈论下岗，可能会被人看作“站着说话腰不疼' ，而面对自己企业的下岗职工，我的心情却是沉重、复杂和矛盾的。
从市场角度讲，无论谁来当这个国企厂长，无论这个企业的形势如何，我们这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老国企，都必须“精兵简政”，都必须有人下岗，否则，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 ”。
我接任厂长后，面对当时企业已几乎陷入瘫痪的严峻形势，只能果断地采取一部分人员“内退”，一部分人员放假，一部分人员留下搞自救。后来，这部分放假中的许多人成了我们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怕见到这些下岗职工。我无法忘记，在企业的危难关头，是职工们投票推荐我当上了这个厂长。可以说这些下岗职工中的多数人，当时都是投了我的票的，这票里有着他们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期盼。可我上任后却让他们成了下岗职工，仅从这一点上讲，我觉着我在他们面前就抬不起头，就永远是一个负疚的人。
我怕有人要求上岗。近两年，无论是社会上还是企业内部，要求上岗的人愈来愈多。尤其是在企业已逐步起死回生的今天，我却仍无法让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重新上岗；尤其是当听到他们中某某因下岗后生活陷入困境时，我就会深感不安、自责。。。。。。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这个千疮百孔、历尽沧桑的老国企，今天之所以还能顽强地活着，还能艰难地发展着，这些都与下岗职工所做出的牺牲、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怕有人向我求情。尤其是许多老同志在这个企业干了一辈子，可以说为国企奉献了一辈子，说起来，他们的工龄甚至要超过我的年龄。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企业能给安排一个子女就业或重新上岗。我知道，他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屈尊”向我张这个口，可我却无法答应他们，我一定驳了他们的面子，伤了他们的心。。。。。。
有时，我曾逃避现实地梦想着，如果现在是计划经济该多好，如果现在的企业没有一个下岗职工该多好，如果我这个当厂长的能来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该多好。可今天轮到我当这个厂长了，却要别无选择地在改革这场“革命”中扮演这样一个“六亲不认”的角色。
我说这些是不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如果是的话，一咬牙一跺脚，那这个'婊子'我是当定了。可我又不甘心，又觉着有点委屈，于是我还想厚着脸皮为自己立个牌坊：我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我是为了上千人的生计和稳定。
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可能更适合于搞艺术，而不适合于搞企业。这些空洞苍白的自我开脱、自我表白，也许只能更加暴露出我内心的不安与空虚。但无论今天我个人得到了什么样的承认，企业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面对这些下岗职工，对我这个当厂长的来讲，都是一种尴尬、一种缺憾，都应当是“站着说话腰也疼”。
“国企”愧对银行
写下这个题目后，就觉着打击面太大，但为了“讨好”银行，为了过过嘴瘾，为了表白自我，最终还是没能管住自己这只“贱手”。
我接任厂长后，面对那令人窒息的历史债务，许多人提醒我一定要与银行搞好关系。对此，我很苦恼，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关系怎么搞？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我拿什么还？
人活脸，树活皮。做个国企厂长，无论企业大小，如果做到份上，说雅点儿：叫实现自我，回报社会。说俗点儿：就是要得到普遍尊重。尤其是如能得到银行的尊重，那我们这个国企以及我这个做厂长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我能得到银行的尊重吗？除非天上掉馅饼。让我将这几千万的历史贷款连本带息全部还清，这可能吗？
既然不可能，那我这个国企厂长的“接班人”，看来就注定是一个要被银行所讨厌、所鄙视的东西了。
有时真后悔，我何苦要接这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
不少人当初就劝我：你真是个傻大胆，从哪方面讲，你们这个国企都是个“死亡工程”，你去当这个“陪葬”值吗？
我接任后，经过审计，企业资产负债率已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多，仅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就 “该死”。
但没有谁敢轻易让我们死，因为我们是国企。我们的活与死牵扯着上千名职工的生计，牵扯着银行，牵扯着政府，牵扯着一系列社会问题。
该死的如死不了，那活着恐怕就会是一种煎熬、一种痛苦、一种活受罪。
从表面上看，我们这个国企有厂房有设备，实际上这一切都早已成了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企业已成了一个“空壳”子。就如一个病人穿着衣服还像个人，脱了衣服全是“排骨”。悲哀的是，连我们的“排骨”都是银行的。
一想到这些，我那想干一番事业的万丈豪情就会一落千丈；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会不打一处来。
有时我真想指着有关人员的鼻子问问：当初我们近似疯狂地一次又一次地从银行贷款时，我们考虑过企业的偿还能力吗？我们考虑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吗？当我们拼命地用贷款去拆东墙补西墙时，当我们靠贷款发工资时，我们心安理得吗？
有时我还想“倒打一耙”地问问银行：当时你们是怎么把的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能让我们这样的国企贷到款？
我甚至“用心险恶”地想，如果我们贷不到款，如果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如果工资发不了，那么企业内部的矛盾也就无法再掩盖。早发现早医治，我们也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债台高筑、“病入骨髓”的结局。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我说这些，可能立即会遭到不少国企厂长的唾骂：你这个小兔崽子当厂长才几天就胡说八道，我们问你，银行是谁的？企业是谁的？国家的！我们有困难不向银行伸手，向谁伸手？要知道，即使贷款发工资也是为了安定团结。亏你也算读过几天书的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就是要用普遍联系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你却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评判是非、来否定以往，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以往的一切都跟当时的环境有关，我们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是啊！我怎么能拿今天的一切去要求历史呢？如此说来，我倒是应该去最大限度地理解他们，去理解那时的一切。
可谁又理解我呢？银行能理解我吗？我这个国企厂长的“接班人”能说：我只对现在负责，而对企业以往的债务概不负责吗？如果都让我来负责，我负得了吗？这公平吗？
可今天的现实是：我不负也得负。我多次提醒自己：没谁逼我当这个厂长，一切都是自找的 ―――死要面子活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