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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大，也很简单，这几百字足以把问题说清，所以没有必要谈的东西也就不谈了，我知道您很忙，我也很忙。
苏北
吴运韬怔怔地站在写字台前，脑子里好像突然闯进来一只不辨其貌的野兽，冲着他剧烈地啸叫着。
苏北的辞职信是一个星期以前在电脑上打出来的。一个星期以来，苏北反反复复做过各种权衡。他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一步，他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曾经想过把一切都抛诸脑后，与这个失态的世界共生共存……昨天晚上他最终做了抉择。至于这种抉择是不是最佳的抉择，他已经无从考虑。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情就是这样了。
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苏北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想象着辞职信上的每一句话在吴运韬心里敲出的音响。他浑身竟产生出一种很久不曾有过的通泰的感觉，一种直起腰说了一句一直没敢说的话的感觉。这种感觉同时还约束了他内心的不安，他对自己说，尊严重于生命，我只能这样做。不管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他都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和所有人这个时候的情形一样：一件很难决定的事情，一旦硬着头皮决定下来，就会认为这个决定是惟一的，会为这个决定找到很多正面的理由。
现在，苏北就认为他把辞职信交给吴运韬是正确的，他只能这样做。
苏北对自己说，其实我的期望很简单，就是辞职信本身表达的那样平平安安退休，安心于创作，他甚至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这样的设计：回老家去，和大姐住在一起，在院子里种上一些蔬菜，在青山碧水间享受生命；他知道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可能还原为一个从来没有走出大山的孩子，以最自然的形态完成一个自然人的生存过程。是的是的，这样，他就可以安心于写作了，生活给了他那么多馈赠，他会将它们转化为文学作品。但是，他不再想在文坛争一个位置，他不再想了，任何能够把人变为奴隶的东西，他都不再去想。再者，文学已经如此堕落，他不认为与余馨娇那样的消费文化作家为伍是一种荣耀。作家已经把所有能够变现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今天女儿写父亲，明天妻子写丈夫……相反，多少有思想有艺术品位的作品被排斥在文坛之外。他叮咛自己说，读书和写作只有祛除了功利的算计，才能够成为纯粹的使人心灵安宁的东西。
他渴望和迷恋这种东西。
…………人才
此时，窗外突然寒风凛冽，飘来了硕大的雪花。一场大雪覆盖了北京以及北京周遭地区，包括辽阔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所有的土地和山峦都被大雪覆盖了，大地的曲线因为厚厚的积雪变得异常柔和，像是婴儿肉体的曲线。
雪野上没有任何能够游走的动物，只有树木象征性地坚守着自己的职责。
这个惟一孕育了文明的星球，越来越认不出自己了，有时候它要借助于器具对自己做出品评。
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感到厌恶，它厌恶自己变得苍白失血的肉身，它说它应当比这要好的，应当比这要好的……风大起来了，好像纠集起了无数头猛兽，它们低吼着，发出哀鸣。
它们马上就要扑过来了，要把所遇到的一切都扯碎。
这样的大雪！
北京很长时间没有下这样大的雪了。
半夜他又醒了。他没有开灯，让自己继续浸淫在浑沌之中。他面前的处境像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占据着他整个精神世界。那是由黑暗、绝望、无可奈何等组成的实体，沉沉地压着他。他和现实世界的联系像游丝一样脆弱。他，一个弱小的生灵，在这广漠的天地之间踽踽独行，连影子都没有。他想到了卡夫卡精心营造的那个地洞。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洞啊。那个地洞在哪里呢？在欧洲吗？他能赶到那里去？他能躲到那里去……不不不，他说，我无意享用它的劳动成果，我只是想帮助地洞的主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挖挖沙土，填堵一些可能会带来危险的薄弱之处。就连这也不可能吗？它是那样惊恐，它从一开始做的就是怎样万无一失地守卫它的孤独，我怎么好去打搅它呢？不能。那就让我也为自己挖一个地洞吧。土地是那样瘠薄，这是由黑色砂粒和胶土凝结成的土地，在这样的土地是不可能打出地洞的。你无处躲藏，苍白的太阳烧烤着苍白的大地，风在远方荡起一处处尘埃，尘埃在大地上像孤鬼一样漫行，留下凄厉的悲鸣。你到哪里去？你徒然挥动着所有的细小的腿，你觉得你在前进，可你是在往哪里前进呢？也许你根本没有前进，仅仅是逃生的欲望使你产生的虚幻的感觉。你不能动，就像格里高尔无法离开他的床一样。格里高尔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荒唐的困难处境，他就再一次告诉自己，像这样呆在床上是不行的，他还是要做出努力，让自己从这令人厌恶的床上离开。马上就到上班时间了，不离开床怎么行呢？格里高尔说，七点一刻前无论如何要离开床。肉体把我们放到了我们未曾期望的地方，我们只能依靠精神的飞翔。但是当我们要使用它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精神被打断了翅膀，它徒然地跳着，嘎嘎地叫着，可是它飞不起来，飞不起来。它翅膀上和它一再扑蹋的土地上浸了殷红的血。它徒然地跳着，就是飞不起来。我们究竟是被何种东西所困扼？是精神困扼了肉体，还是肉体困扼了精神？我们能把肉体打碎让精神飞扬而去么？或者我们苟且一些，把精神扼杀，再在世间增加一具行尸走肉？我想离开那张床哦，还有比这更强烈的渴望吗？我渴望离开它，同时渴望脱离这一望无际的大地，我用不着让地洞为我护身了。我飞扬起来，我嘲笑着大地同时也嘲笑我遗留在那里的不断萎缩干瘪的皮囊。可是它飞不起来哦，它飞不起来，它永远飞不起来，从古到今还没有人能够让它飞起来。这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命定么？这是上帝在造我们时为我们锁上的枷锁么？我们无法挣脱，无法挣脱……那就让我们匍匐下来吧，让我们屈从于大地，让我们重新回到床上……那是多么深沉的恐惧……那不是疼痛，那是恐惧。好吧，那就让我们把精神拖回来，束缚住它，把它投到火里让它燃烧。我们对天对地都说，我们屈从了，你看，它在那里燃烧。不幸的是它不死啊，它在火里还像在大地上那样不停地跳跃。现在它更激越地上下翻飞，我看到它黑色的羽毛在燃烧。可是它不死，它就是不死，它吱吱地叫着，述说着恐惧，它就是这样在恐惧中歌唱。这时候，我们的肉体无法保持清高。当精神的痛苦和肉体联结时，肉体会感受到电击一样的疼痛。不要扼杀精神，它是不死的，它不死……我们还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被固定在了某一个位置。卡夫卡是那样想移动，他没有办到。约瑟夫？K也没有办到。所有人都想移动，好像只有在移动中才能够证明我们自身，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是我们存在的惟一方式。我们无可选择。你不可能把一切都截止在某个部位，然后让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这是不可能的。不管你躲到哪里，过去都将与你形影相随。充其量那是你对自己短暂的蒙蔽。这样想来，去老家这件事仿佛又失去了魅力，不那样迷人了。他睁开眼睛，让自己适应黑暗。当屋子里的东西隐隐显出轮廓时，他揿亮了台灯。
静极。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夜晚为什么会这样静。为了不影响睡眠，他把石英钟放在了书柜里，现在居然可以听到清脆的嘀嗒声。女儿和妻子都在她们各自的房间睡了。他突然感觉到孤独像海浪一样，静悄悄的不怀好意地向他涌了过来。好像要躲避这种侵袭似的，他迅疾地伸出手，“啪”的一下关了台灯。
有时候黑暗反倒能够使人感觉到这个世界现实性的一面。
苏北交给吴运韬辞职信的那个晚上，吴运韬几乎通宵未眠。
他又一次醒来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他把台灯光线调到最弱，仰靠在床上。
马铃后来增添了打鼾的毛病，搬到后院新居以后，吴运韬就和她分睡在两个房间。现在，他听到隔壁房间里马铃正在说着梦话。
为了能够睡好觉，吴运韬进行了痛苦的努力。听说安眠药物对肝肾不好，而且容易形成依赖性，最初无论怎样失眠他都不吃药，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让担忧让位给现实的危险———因为失眠，他已经无法应付每天涌到眼前的事情。一开始他每天临睡的时候吃一片艾司唑仑片，但是遇到实在焦心的事情，一片就不顶用了，只好增加到两片，三片。现在他每天都要服用两片药物才能够入睡，即使这样，他的睡眠质量也不高，似睡非睡，两个小时醒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如果有件事情闯到脑海里，干脆就再也睡不着了。
常年失眠，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现在，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记忆力也出了问题，遇到一个很熟识的人，常常叫不上人家的名字；在家里到一个房间去，站在那里想不起来要干什么；脑子里整天嗡嗡嗡地响，就像有一台发动机在枯燥地运转；在会议场合讲话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出现重复，而且无法做一二三四的归纳；即使很感兴趣的电影，看的时候情绪激动，然而，事后往往记不起其中的主要情节；见到邱小康，总是忘记来之前准备好要说的事情和要说的话语，总觉得没有把最想给邱小康留下的印象留下……吴运韬常常哀叹自己老了，对生有了更多的恐惧，死亡的恐惧。他父亲活到了八十高寿，他不敢想望自己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父亲生活在贫穷但是相对宁静的乡村，他一生中最大忧虑不过是让自己和子女有饭吃有衣穿，和这个问题产生关联的人和事都不复杂，“我呢？”吴运韬想，“我站到了现在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