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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昕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好像有人让他专门这样笑一样，但是他内心在想这几天以来一直沉重地压在他心里的问题：以后怎样和金超相处？
苏北则在想用怎样的词句把看到的场景再现到他的《札记》之中。
金超代表新任领导讲话，把在领导班子会议上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但是已经矫正了被吴运韬纠正过的说法，他说他会紧密依靠班子成员和每一个职工，搞好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争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苏北看金超的角度似乎也发生了变化，觉得这个人本质上是一个好人，他是主持工作的最佳人选，他看金超的眼神是真诚的，金超为此而感动。苏北认为金超说得很好。
出人意料的是，金超的话音刚落，就有人鼓起掌来。带头的是李天佐和于海文。掌声有明显的恶作剧味道，很多人笑起来。吴运韬也笑了，就像根本没看出是恶作剧一样，一挥手，宣布散会。
散会以后，沈然把郭亮叫来，帮助领导班子新老同志倒换办公室，吴运韬和周燕玲一道跟着金超来到小会议室，商量工作。这中间有人进去请金超签字，金超不知道该不该签，看吴运韬，吴运韬微微点点头，金超就在条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中午，吴运韬和周燕玲一道回Z部去了，没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吃饭。办公室已经调整完毕，金超在富烨的办公室，夏昕在孙颖的办公室。苏北在韩思成的办公室，但是，还没为韩思成找好新的办公地点，苏北也就暂时不动。好在他最近无法来上班，可以缓一缓。富烨已经申明：从明天开始就不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上班了———在退休领导干部中间，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是高风亮节，因此，吴运韬说了很多近似于感激的话，金超则表达着歉意，说：“老富，有什么事你说话。”富烨在内心笑着，嘴里却说：“那当然，那当然。”孙颖被调整到光线不好的大房间，帮助他以前主管的部门做一些技术性工作。吴运韬原来打算和孙颖一起到大房间去，金超坚决不同意，所以，吴运韬仍然保留原来的办公室。
最近几个月，苏北一直闷在家里写东西，他的脸看上去有些浮肿；由于远离人群，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显得很拘谨，没有和人说更多的话。被任命这件事还没有使他意识到身份有什么变化，他只感觉人都很和善，对他充满了尊敬，感觉在这个空间里氤氲着一种让人迷恋的相互热爱的气息。
苏北见到金超，金超脸上堆满了笑意，拉住他的手，说他知道写作是很耗人的，嘱咐苏北注意身体。金超和苏北平时很少进行这样的交谈，而且，有苏北把这本书拿过去重新写这件事，苏北心里一直有点儿不踏实，怕金超心里过不去。看到金超什么过节都没有，他心里当然高兴。
整个来说，苏北的心情不错。
这次会议以后，苏北就基本上不到单位来了，一心一意写作《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
很少有人对新班子人选说长道短，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变动。这并不是说新提拔起来的人都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选，而是因为他们实际的生活和这件事隔着遥远的距离，是因为他们的意志在这件事面前不显示任何意义。他们只知道，从此又有几个新的领导者介入到他们生存过程中来了。他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永远是被支配者，他们要用各种道德的不道德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你又很难对他们的行进行道德判断。就像某个海域突然来了新的大鱼一样，其它所有鱼类都要修正自己的既往生存法则，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得到至关重要的安全。但并不是所有的调整都有利于这些小鱼。世故一些的，在新领导者面前竭力表现自己的软弱和忠诚，说—些甜言蜜语；不识时务的，照样我行我素，做自己份内的事情，有时候还说两句不中听的话，从而为未来的处境种下不祥的祸根；对利益有明确追求的人，则开始揣摸新的领导成员的性格特点、志趣爱好，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利用；更有眼光的一些人，则冷静地分析着新班子的动向，为自己占据一个有利地形而煞费苦心……大部分人基本上仍然像以往那样活着，本份地做着自己的工作———领导人的变动对于他们就像国家政治的变动一样和他们隔着相当远的距离。他们不认为这些变动会对他们的生活构成直接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新领导成员孰优孰劣———除非在一些特别不省心的人那里———也就不会成为人们普遍注意的焦点，也没有人关心金超作为常务副主任能否带领这个领导班子，和全中心的员工一道取得更好的绩效。
真正引起人们关注，实际上是以后的事情。
……
苏北在电话里跟费黧说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费黧最近几年把《西北文学》办得很好，在K省也经历了一些任何干事情的人都必将经历的风风雨雨。苏北从另外渠道得知，费黧有可能调到一家规模较小的出版社做社长兼总编辑，就像当初苏北那样。
这次，费黧没有像以往那样责备苏北，他对发生的一切都表示理解。
这个对抽象的东西从来不感兴趣的人，竟然像哲学家一样对苏北说：“在目前这种体制下，职务是做事情的前提……你要是真的想认真做些事情，没这个东西还真的就是不行……”
苏北马上想到吴运韬曾经引述过的一位从不写东西、但是在文化圈占很高位置的人的那句名言：“一个人做事情不一定为了要当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须当官。”
苏北感觉到一种滑稽的意味———现在，相信这是一条真理的人越来越多了。苏北终于完成了写作《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的全部工作！他的案头，整齐地放着用他那台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五百六十页文稿。文稿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就像小时候领到新课本时闻到的那种清香。
他沏一杯咖啡，一边品呷一边做最后一遍通读，校订一些错字。他心情很好，就像看到亲手操持出来一片绿油油的庄稼一样。他读得极为顺畅，这说明他已经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通读一遍以后，他又把全部稿件整齐地码摞在一起，对自己说：“行了。”
在这八个月时间里，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王岚来看过他，带来几本苏北喜欢的书籍，其中有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福山的话题实际上是关于历史发展和人类处境的话题，这也是苏北和王岚都感兴趣的话题。思想的力量和魅力会使人从精神上感到圣洁，他们的阅读和讨论充满了乐趣———和王岚在一起总是愉快的，然而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王岚有她的生活和事业，你总不能动不动就打电话要她过来聊天。太寂寞了，苏北有时也会接受文学朋友的邀请，去参加文学界的聚会。但是他从这种聚会中得不到乐趣。
这类聚会上最活跃的人物往往是很少写东西但长期混迹于文坛的人，这些人大都是因为最初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而成为所谓作家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写作和发表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他们文思枯竭，完全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就游走在著名作家中间，以回忆和他们的交往来炫耀虚荣并证明他们的存在。他们在出版界有很多朋友，可以一本接一本出版这类作品集，作品集前面有三分之一篇幅是与著名作家的合影。这类人一不小心就还会成为骗子———在帮助著名作家联系出版文集或作品集过程中，在正式合同文本之外，和出版社暗中达成某种约定，甚至能够在著名作家作品尚未发排付印之际，先领取到一笔编辑费，有时候远远高于作家的稿费；而著名作家还对他们感激不尽，非要拿出一部分稿费予以酬劳；他们非法出卖和转让年老体衰作家的作品版权，和书商结为利益共同体，在赚钱的黑道上左腾右转，呼风唤雨；他们拿着著名书法家画家的字画，出入于政界或文化界高官的府第，在所谓的文学沙龙中把高官哄得像孩子一样高兴，他们就得到某项授权，在国家掏钱的文化活动中担当执行委员会主席……于是，他们在昌平或温榆河畔某个高尚住宅小区有了独体别墅，有了高级轿车，有了随时可以共赴温柔富贵之乡的“女朋友”，有了供子女到国外上学的资财。
刚刚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在富丽堂皇群贤毕至的场合，会甜蜜地想到这就是“上流社会”，言谈举止间刻意拿出贵族的姿态，翘着手指操持着盘子里的龙虾，闭住嘴咀嚼，并不时用搭在胸前的丝质餐巾揩一揩嘴角，语言中添加一丝英语发音味道，在转述民间流传的黄段子时，用卫生教科书上的词汇代替对隐秘部位的称谓，把富于生气的笑谈改造成既下流又丑恶的东西。而此时此刻，他们远在千里之外荒原上劳作的父母，正在把烤熟的土豆从炭灰中扒出来，当做午餐。他们一边为土豆剥皮，一边遥遥地看着北京的方向说：“娃要是在这搭就好咧，娃小时候就爱吃这号东西。”他们希望远方那个已经成为作家的儿子“有出息”，为此他们已经这样劳作了几十个寒暑。
在这样的人中间，苏北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厌恶，还有剧烈的灵魂痛苦。是的，社会发展了，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你应当为罪恶的人找到成为罪恶的理由并最终原谅他们……他做不到，就像永远不可能从粪便中闻到芳香一样。
这些人不会把其貌不扬的苏北放在眼里，他们的高脚酒杯准确无误地寻找要找的人，灵活地避开名声不大或者说他们根本不认识的苏北。每次从这种场合出来，苏北都像在灵魂上被皮鞭抽打了一顿，那条条血痕久久无法痊愈，只有远远地避开它。
杜一鸣的儿子杜放在石家庄开办的小吃店生意兴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中档餐厅，桌子增加到了八张。富起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