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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说：“我是觉得太对不住老钱为我操的心……”
钱宽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送钱宽和李忆珍走时，谁都不说话，默默走出门外。苏北给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临上车，钱宽拉住苏北的手说：“谨慎一些，苏北。”
苏北远远地看着红色的出租车汇到了车流之中。
往回走的时候，一种孤独、痛苦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好像被人遗弃了一样。
他知道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了。
现在让他心里没底的是：到底能不能够通过努力和吴运韬建立起一种正常健康的关系？
他决心从自身努力做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吴运韬把他调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是吴运韬给了他工作上很大的支持……一个人在世上行走，遇到其中一件事就是大恩大德了。
然而问题在于，就连苏北也不知道：苏北不单纯的是苏北，他同时还是一个作家，作家的理智和苏北的生存欲求不可能在这类问题上协调，也就是说，苏北命中注定要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中面临数不清的矛盾与冲突，和吴运韬的相处也是一样。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配备对于廖济舟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听从吴运韬的建议，事情就按照吴运韬的人选设计定下来了。
按照Z部干部任用程序，Z部人事部开始对准备提拔的干部进行考察。周燕玲带着一个叫余馨娇的女孩子，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
余馨娇穿一双刚刚兴起的松糕鞋，一身式样奇特的黑色衣裤，头发的四分之一被染成了棕色，扎扎喇喇地束成一绺一绺的，看上去就像是正在追星的中学生。吴运韬带着他们往人事处走去的时候，余馨娇脸上莫名其妙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好像身体的某个部位正在疼痛一样。她问周燕玲：“得多长时间啊？！”话说到一半儿，就被周燕玲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
人事处处长韩思成的儿子最近出了点儿事情：做阑尾切除手术的时候，让人家把一只肾给切走了，正奔走在医院、法院和卫生管理部门之间，想讨个说法。吴运韬很同情体贴，对他说：“你就跑那事去吧，不要来上班了。有什么事你让苏北帮你一下。”
今天他是特意从法院赶到单位来的。到了单位，韩思成就换成了另一个角色。听到脚步声，韩思成从里面把门打开，说着“欢迎欢迎”，站在门边等人进去。他已经把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
周燕玲指着韩思成说：“老韩你好像是瘦了。”
周燕玲当了多年Z部人事部主任，在下属单位的权威不亚于Z部副部长。韩思成没想到周燕玲会这样亲近地跟他说话，连忙应答：“瘦了好，瘦了好。”
“怎么回事？”周燕玲一边问一边把目光转向吴运韬，就好像吴运韬应当为韩思成的消瘦负责似的。
吴运韬一直慈善地笑着的，这时转换了表情，用歉意的口气说：“老韩工作太辛苦了……我想了，明年无论如何再给他配两个人。”
面色苍白的韩思成说：“倒不仅仅因为工作，我最近……”他发现已经没有人再注意这个话题了，就转了口：“老吴，你看……”
“开始吧？”吴运韬问周燕玲。
“行，开始。”周燕玲已经坐在转椅上，打开公文包，取出一迭迭的纸张，还有—个很讲究的笔记本。
余馨娇被书柜里摆着的一只亮晶晶的铜佛吸引住了，瞪大了眼睛看。
吴运韬说：“老韩你帮助叫人吧。我就走了。”后一句话是对周燕玲说的。
韩思成欠欠身，说：“行了，老吴，就这样。”
“行。”吴运韬和韩思成一块儿出来了。
在楼道，韩思成压低了声音问吴运韬：“先叫谁？”
吴运韬看着前面，面无表情地说：“按名单叫。”
谈话进行着的时候，吴运韬坐在办公室，心里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不是害怕周燕玲把握不住方向———处事老练的她不会将考察变为对被考察人的真正的讯问，她会认真严肃地把过场走完。
叫别的人韩思成都是用的电话，但是叫苏北的时候，他亲自来了。他来到苏北办公室，苏北正趴在办公桌上打盹———苏北已经深陷在了韩思成儿子失去右肾的案件之中，昨天晚上修改呈递给卫生管理部门的申诉材料，一直到今天早上五点。韩思成心里非常不安，反复说：“你看把你累的，你看把你累的……”
苏北摆摆手不让他说。
苏北往人事处办公室走的时候，脑袋昏沉沉的，脑子里喧嚣着的全是申诉材料里面的话，全是那个动刀的大夫沉着冷静的面容，愤愤不平的情绪和呼唤正义的理性交织成为可怕的音响。
苏北还记得韩思成在给儿子动手术前跟他讲给主刀大夫送红包的事情。
“那是一个独立的房间，”韩思成说，“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我把信封拿出来，从桌子上推给戴眼镜的大夫，说：‘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说：‘别，不必要这样。’我说：‘嗨！也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又说：‘你看这样可不好。’就在他这样说着的时候，他已经把信封拿起来，装到白大褂里面的兜里了。大夫的态度就好起来，嘱咐这嘱咐那的。当时我挺感动的，觉得这红包送得还是对的。”
苏北也不觉得韩思成有什么不对———医院早已经成了道德肮脏的地方，韩思成不过是按照潜规则做了他应当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办手续，”韩思成继续说，“过了不到半个小时，那个大夫在厕所门口拦住我，说：‘你刚才给我那东西，怎么不见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见您装到口袋里的呀！他解开白大褂，翻开口袋给我看。我说是不是掉到地上了？我把疼得喊爹叫娘的儿子安放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就和大夫一道到诊室里去找，桌子底下都看过了，就是没有。我说：‘你看这事闹的。’大夫挺好，说：‘算了算了，我本来就说没必要。’老苏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嫌钱少，让我再送一回呀？”
苏北问：“红包里多少钱？”
“五千块。”
“他不是嫌钱少，”苏北说，“五千块绝对不少了，这是你半年的工资呀！还少吗？”
“那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收了我的钱。”
苏北笑了，突然想透了这件事情，说：“嗨！我知道了，他是告诉你：他没收这份钱。不管到什么时候，他都可以说他没收你这份钱。”
韩思成大为惊讶：“你看现在这人，简直都成精了……”
谁也没想到，送了红包也没保证儿子不出事情。韩思成知道儿子的肾被切走以后，呼天抢地，怪自己给大夫送的钱太少，而且人家大夫也做了暗示……这样，苏北就认为自己有了某种责任———他当时做的分析不是这样的。他开始帮助韩思成打官司。
…………
见到正襟危坐的周燕玲和梳着公鸡尾巴一样发式的余馨娇，谈着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谁具备或不具备担任职务的条件的时候，不知怎的，苏北产生出一种极为荒诞的感觉，就好像这一系列事情都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随便组合在一起的。
苏北谈得不好，他的心好像根本不在周燕玲提出的那些问题上，对苏北不很了解的周燕玲也没有感觉到这个人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做出过什么贡献。而对于未来，他也没有谈出什么新的见解，他脑子里晃动着的是卫生管理部门那个乳臭未干的工作人员的身影，他的傲慢无礼，他那纤细而苍白的手拿烟的姿势，他朝下乜斜他和韩思成时那种绝对没有文化教养、类似于在街头用扑克牌行骗的小流氓的那种目光……出了大门，苏北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我想把那个小混蛋掐死！”韩思成迷迷茫茫地说：“这样的人不知道怎么到这样的单位来的？”苏北当时一句话也没说。
现在他也什么都不想说。
“我不是一个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甚至不能说我这—生给党做了多么大的贡献。但是，有许多比我崇高的人在与我同行，我从他们身上汲取到的思想力量和人格力量才使得我像现在这样走过了八十五年……”
苏北以卢荻老人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
像所有此类书籍一样，他也撰写了“后记”，在“后记”中，他回述了和卢荻老人接触过程中受到的感染和激励。那都是他的真实的感受，至于以何人名义发出，要由吴运韬决定，已经不是他考虑的事情。
苏北还要对书稿进行最后一遍整理，所以他没告诉吴运韬写作的进展情况。
最近这段时间，苏北帮助韩思成料理完了儿子的事情，单等医疗管理部门做事故责任鉴定和法院宣判了———据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把关于调动和任命之类的事情，也几乎全部忘掉了，他深深陶醉到了写作之中。他从卢荻老人的经历中看到了崇高，看到了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生活在成为历史的时候才会显示出观念性的一面，人只有从观念的角度才能看出生活的可爱之处。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记叙和回忆过去的生活的时候，会牺牲掉多少细节，恰恰是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人最为实际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这样的日月里，你能够让他们在细节的砂粒上建构精神的殿堂吗？不能。你需要比砂粒坚固的东西，你需要基石。你必须从历史的山岩上开采这些基石。但是历史已经远离沙地，那是一些高高在上的峰峦。在这样的时候，哪个空间才能够从本质上反映一个人灵肉相合的这十年时光？你能把沙地和山岩合二而一吗？你能够看到全面的人生吗？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辨析自己，你又怎么能够辨析那些蒙着岁月风尘的人呢？你能从他们的纷繁琐碎的记忆中得到他们的整体吗？你不能。不管是文学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