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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心想，在这种场合，一般的美国公民——上帝保佑他们——都会叫警察滚开。可基思不是一般的美国人，他在那种极权国家待过很长时间，有足够的经验看出眼前发生的事是一种故意的挑衅，在索马里、海地，或者在他去过的十几个其他这样的国家，接下来将发生的事便是一个公民死于自己的不明智的言行。在前苏联帝国，他们极少在街头枪杀你，而是逮捕你。此刻，如果基思不让步，事态也会发展到这一步。他说：“等你们两位办完了事再让道吧。”
他钻进了自己的汽车，挂了倒挡，车尾的倒车灯亮了，他在车里坐等。大约过了五分钟，许多来超市的顾客从这儿经过，注意到这个情况，其中有几位对两个警察说，他们的警车挡了这位先生的道。实际上，这个情景越来越引人注意，两名警察认为是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基思退出停车场，将车驶上了高速公路。他本可以顺着乡村公路一直开回家，但却又往回开进城里，生怕那些盖世太保再来找碴。他一路上都在通过后视镜留意车后是否有尾巴。
对一个有一辆滑稽的小车和外州车牌的人来说，这样的法西斯行为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再说斯潘塞城也不是那种落后的南方小镇，那儿的警察有时会对陌生人态度粗暴。这里是一个宜人的、文明的、友善的中西部小城，外乡人通常会受到礼遇。由此看来，这次事件是有预谋的，你不必当过情报局官员就能分析出是谁策划的。
于是，基思心中的问题至少有一个得到了解答：巴克斯特警长已经知道他回到了斯潘塞城。然而，巴克斯特太太是否也知道呢？
他曾经推想过克利夫·巴克斯特在听到妻子的旧情人回到小城时的反应。大城市里到处都有人们的旧情人，这种事通常不是个问题。甚至在这个斯潘塞城，无疑也有许多结了婚的男男女女婚前同别人有过性关系，而且现在依旧同住在一个城里。这次的问题出在克利夫·巴克斯特这方面；如果基思猜得不错，他缺乏某种老练和机敏处事的能力。
安妮在她的任何一封信里都没说过他一句坏话，哪怕在字里行间也没有。但从基思所记得的克利夫·巴克斯特的为人和这些年从他家人那儿听到的消息来看，事情要比没说出来的严重得多。
基思从来没打听过关于克利夫·巴克斯特的事，但他的母亲——上帝保佑她——在信中总是提到一两句关于巴克斯特两口子的话。这些话并不过分隐晦，而更多的是类似这样的话：“我真不懂这个女人看中他什么。”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前几天在街上碰到安妮·巴克斯特，她问你好。她看上去还像个年轻姑娘。”
他母亲原来就一直喜欢安妮，总想让她傻乎乎的儿子娶这位姑娘。在他母亲那个时代，求婚便是结婚的前奏；如果一个求婚男子把一位姑娘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带出去野餐而损害了她的名誉，却又不正式娶她，那么他真的会因为不履行诺言而被起诉。基思笑了，这个世界变化多大呀。
他父亲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却对现任警长大加抨击，但他的话仅限于公众事务的范畴。不论是性、爱、婚姻，还是安妮的名字，都从未出过他的口。但他的感觉基本上同他妻子是一样的——这孩子把一桩美好姻缘搞吹了。
然而，他们不能理解六十年代末的这个世界；对压力和紊乱的感受，年老一代不如年轻一代那么深。的确，这个国家变疯了。在这种疯狂之中，基思和安妮迷失了方向，继而又失去了对方。
在他父母离开故乡以后的这五年里，他不再听到关于斯潘塞城或巴克斯特警长的消息，也不再听到关于安妮身着花马甲裙走过县政府广场时是多么漂亮的消息了。
这倒也好，因为她母亲虽是善意，却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
基思驾车缓缓通过市区，然后掉头向南，开上粟子街，越过铁路，穿过小城的贫民区，经过货栈和工厂区，最后出城进入开阔的乡村。
他又看了看后视镜，后面没有警车跟着。
他不知道克利夫·巴克斯特警长还要搞什么鬼把戏，但那没关系，只要他们俩的行为都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基思不在乎小小的骚扰；实际上，他反而因此而老练起来。在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受到骚扰是一种最高的褒奖，那说明你活儿干得不错，对方在慢慢表达他们的不快。
克利夫·巴克斯特如果沉住气，暂时按兵不动，那倒显得更聪明一些。
不过，基思怀疑，巴克斯特并没有那份耐心，也不懂计谋。他无疑是狡猾和危险的，但正如极权国家的警察，他太习惯于立刻得到满足了。
基思站在巴克斯特的立场上想了一下。这个人一方面想把基思·兰德里立刻赶出城去，可他狡猾的另一面又想挑起一个事端，借以逮捕对方或者让对方吃子弹。
基思明白，归根结蒂，这个小城无法同时容纳基思和巴克斯特这两个人；如果基思留下来，有人可能就会受到伤害。
第八章
第二个星期平静地过去了。基思利用这段时间在院子和房子内外干了一些活儿。他锄去了菜园子里的荆棘和野草，翻了地，撒上一些麦秸以防止野草复生和阻止风把表层的土壤吹掉，他从爬满葡萄藤的棚架上摘获了几串葡萄，并修剪了藤枝。
基思把枯死而倒下的树木收集起来，锯短并劈成柴火堆在后门附近。他花了两天时间修补篱笆，然后开始清理工具间和谷仓。他身体健壮，但干农活却似乎特别累人。他记得，在他的少年时代，一天活干下来，吃过晚饭后连去会朋友的力气都快没了。他父亲就这样整整干了五十年，现在这位老人理所当然有资格坐在佛罗里达他住所的天井里，观赏他的桔子树了。他弟弟不愿为菲薄的收入而继续干那已有一百五十年传统的累断腰的农活了，他并不责怪弟弟；当然他同样也不责怪自己或妹妹。不过，如果他家有个内德叔叔那样的人来继承传统，那就好了。至少他父亲不会把地卖掉，而会维持他家的这个农场。现今，大多数农民都把农场整个儿卖了；如果他们有什么遗憾，你也不会听到。他所认识的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从佛罗里达或者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
在工具间里，他看见那块旧铁砧还放在工作台上。铁砧上铸有“厄弗特”的字样，还有一个生产日期，是一八一七年的某日。他记得这东西还是他祖父的祖父从德国带来的，当初先装到一艘帆船上，漂洋过海后可能又经过内河小船的多次转载，最后用马车运抵这里的新世界。一块二百磅重的钢铁，被拖着走了半个地球的路程，才到达这片居住着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和各种奇花异兽的处女地。可以肯定，他的祖先对于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文明安定的环境来到一个寂寞的、无情的地方曾经做过反思，但他们还是留下来了，创建了这里的文明。然而，原先印第安人和沼泽地的疾病未能做到的事，现在却让文明本身做到了：这个农场以及其他农场都被离弃了。
他干着活儿，意识到劈过冬的柴火是一种责任，尽管他完全可以明智一点，放弃这些柴火离去。但此刻，他对于照管父母的农场、祖先的遗产感觉良好。他的肌肉虽然酸疼，却给他一种舒服的感觉；他身体健壮，皮肤晒得黑油油的，体力上的劳累使他不再想都市中的各种烦恼，也不再想性爱之事。唔，他确实想过性爱，但尽量不去想。
他已经接上了屋内的电话，并电告他的父母、弟弟和妹妹他己回家来了。在华盛顿时，不仅他的电话号码没有登记，而且连电话局都不知道他的姓名。如今回到斯潘塞城，他决定把他的电话号码和姓名登记在电话号码簿上。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未接到任何电话，这倒也好。
他的邮件都是从华盛顿转寄过来的，但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有最后几张账单。他已经在城里的老农商银行开了个支票户头，现在可以付款了。联合包裹服务社已经运来了他的零碎物品，箱子都放在地下室里，还没打开。
他想，一种复杂的生活竟这么快就终止了，这倒是很有趣的。不再有传真和直通电报，不再有汽车电话、办公室和秘书，桌子上不再有飞机票，不再有粉红色的留言条、每月一次的情况报告会，不再向白宫做简短的汇报，不再阅读各种公报，也不再破译各种密码——除了生活的密码。
事实上，尽管他最后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的去向，但至今尚未收到他们的官方来信，甚至没有收到他在华盛顿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来信。这就使他更强烈地感到他过去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犹如一场体育比赛，是为参赛的运动员而举行的，而不是为昔日的明星。
他一边干活，一边回想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那些年月。他想，斯潘塞城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纪念碑林立，纪念那些服役并战死的男女将士。阿灵顿有一个无名将士纪念碑，代表了所有的无名烈士。另外，国家还为武装部队定期举行阅兵式，并规定了他们的特别节日。但是，对于那些牺牲的、致残的和退伍的从事过秘密战争的老兵，只有在少数几幢非公共建筑的大厅或花园里才有一些默默无闻的纪念物。基思想，该是在华盛顿草地广场树立一个纪念碑，向那些冷战战士致敬的时候了；他们在服役中心力交瘁；他们的婚姻犹如地狱；他们在官僚机构的更迭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在肉体上、思想上，甚或在精神上牺牲了。他无法确定这个纪念碑的性质，但有时他想象草地广场中间有一个大洞，有几分像旋涡，里面日夜不停地冒出雾气来。如果碑上有碑文的话，那么应该是：纪念冷战战士，1945…1989？感谢你们。
但他想，这场战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