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瘸虾苁刮腋卸抑沼谒凳腔刮词煜け镜氐那樾危乙丫锩醯梦奚蹩梢怨セ髦Γ崆岬赝迫戳恕Ｄ堑比灰顾呛苁摹９思柑欤弧玻贰尘驮凇缎率贝飞纤担�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
…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Ｈａｎｂａｒａｎ（统统
）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Ｔｉｕ－ｎａ－ｍａ而已
。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Ｈａｎｂａｒａｎ被他偷去，所以要Ｔｉｕ－ｎａ－ｍａ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８〕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Ｔｉｕ。故Ｔｉｕｈｅｉ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９〕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１０〕一般，待到居士〔１１〕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
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１２〕，不中吃了。
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１３〕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薹ǎ涤蟹ǖ谋缏郏皇蕴獾哪岩祝宜挡荒眩堤训谋缏郏换褂幸蛭凶？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Ｋ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不革命’的。然而还太重。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闲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１４〕，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１５〕。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１６〕，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１７〕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
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而编辑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豫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引有拉狄克〔１８〕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了。那两句话是：
“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１９〕和梭波里〔２０〕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钟楼上》，文字也许不如此。无奈已经到了现在，又经过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纯然的那时的心情，实在无从追蹑了。现在就只好是这样罢。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语丝》第四卷第一期。
〔２〕 柏生 即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浙江绍兴人，曾任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的编辑。当时在厦门大学工作。
〔３〕 爱而 指李遇安，《语丝》、《莽原》的投稿者。一九二六年为广州中山大学职员，不久离去。
〔４〕 Ｋ委员 指顾孟余，国民党政客。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５〕 勃洛克（ＡAＡANFKO，１８８０—１９２１） 苏联诗人。《十二个》是他一九一八年创作的反映十月革命的长诗。这里的引语，原出娜杰日达。帕夫洛维奇的《回忆勃洛克》（见《凤凰。文艺。科学与哲学论文集》第一集，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篝火出版社出版）。
〔６〕 “感慨系之矣” 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
〔７〕 尸一 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的引文，见他所作的《鲁迅先生在茶楼上》。
〔８〕 太炎先生 章炳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