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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９〕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
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１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１１〕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本的结末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四月四日。鲁迅。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六期。
〔２〕 《新闻报》 一八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创刊于上海的日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停刊。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该报曾连载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后收入《集外集》）。
〔３〕 《民众主义和天才》 日本作家金子筑水作，ＹＳ译文载《语丝》第四卷第十期（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
〔４〕 泰奴（１８２８—１８９３） 通译泰纳，法国文艺理论家。他认为：
民族、环境、时代是决定文学艺术的三个重要因素。在他所著《艺术哲学》一书中充分发挥了这个论点。
〔５〕 冬芬 即董秋芳（１８９７—１９７７），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
〔６〕 超时代 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部分人提出的文学主张，如钱杏邨在《太阳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号发表的《死去了的阿Ｑ时代》中说：“无论从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并批评鲁迅的著作“没有超越时代”。
〔７〕 正人君子者流 指新月社中人。他们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攻击革命文学“偏激”，是他们的“态度所不容的”。
又说：“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
〔８〕 黄巢（？—８８４） 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建立大齐政权。据新、旧《唐书。黄巢传》记载，中和三年（８８３）他率起义军退出长安（今西安），途中受敌人围困，粮食匮乏，起义军曾“俘人而食”。
〔９〕辛克莱在《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一书中曾说：
“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刊载冯乃超的译文时，将这句话用大号字标出。列宁曾称辛克莱“是一个有感情而没有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二四一页，一九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０〕 “稻香村”“陆稿荐” 过去上海等大城市有名的食品店和肉食店牌号。
〔１１〕 “昨日的文学家” 冯乃超在独幕话剧《同在黑暗的路上走》（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第一号）的“附识”中说：“戏曲的本质应该在人物的动作上面去求，洗练的会话，深刻的事实，那些工作让给昨日的文学家去努力吧。”篇末所引就是这个剧本中的对话。
扁〔１〕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扁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扁还没有挂哩。”〔２〕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
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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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随感录”
栏。
〔２〕 这个笑话，在清代崔述的《考信录提要》中有记载。
路〔１〕
又记起了Ｇｏｇｏｌ〔２〕做的《巡按使》的故事：
中国也译出过的。一个乡间忽然纷传皇帝使者要来私访了，官员们都很恐怖，在客栈里寻到一个疑似的人，便硬拉来奉承了一通。等到奉承十足之后，那人跑了，而听说使者真到了，全台演了一个哑口无言剧收场。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
文艺家的眼光要超时代，所以到否虽不可知，也须先行拥哼清道，或者伛偻奉迎。于是做人便难起来，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还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险了。这真要没有出路。
现在的人间也还是“大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处所。出路是有的。何以无呢？只因多鬼祟，他们将一切路都要糟蹋了。这些都不要，才是出路。自己坦坦白白，声明了因为没法子，只好暂在炮屁股上挂一挂招牌，倒也是出路的萌芽。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序）
还只说说，而革命文学家似乎不敢看见了，如果因此觉得没有了出路，那可实在是很可怜，令我也有些不忍再动笔了。
四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 Ｇｏｇｏｌ 果戈理（ＨAＢACK＇KFW，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喜剧《钦差大臣》（即《巡按使》）等。
头〔１〕
三月二十五日的《申报》〔２〕上有一篇梁实秋〔３〕教授的《关于卢骚》，以为引辛克来儿的话来攻击白璧德〔４〕，是“借刀杀人”，“不一定是好方法”。至于他之攻击卢骚〔５〕，理由之二，则在“卢骚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已然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对于卢骚的道德的攻击，可以说即是给一般浪漫的人的行为的攻击。……”
那么，这虽然并非“借刀杀人”，却成了“借头示众”了。
假使他没有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就不至于路远迢迢，将他的头挂给中国人看。一般浪漫文人，总算害了遥拜的祖师，给了他一个死后也不安静。他现在所受的罚，是因为影响罪，不是本罪了，可叹也夫！
以上的话不大“谨饬”，因为梁教授不过要笔伐，井未说须挂卢骚的头，说到挂头，是我看了今天《申报》上载湖南共产党郭亮“伏诛”后，将他的头挂来挂去，“遍历长岳”，〔６〕偶然拉扯上去的。可惜湖南当局，竟没有写了列宁（或者溯而上之，到马克斯；或者更溯而上之，到黑格尔等等）的道德上的罪状，一同张贴，以正其影响之罪也。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评家。
记得《三国志演义》〔７〕记袁术（？）死后，后人有诗叹道：
“长揖横刀出，将军盖代雄，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８〕当三个有闭之暇，也
活剥一首来吊卢骚：
“脱帽怀铅〔９〕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１０〕”
四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 《申报》 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停刊。
〔３〕 梁实秋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他经常宣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
〔４〕 白璧德（ＩAＢ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