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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国旗道贺。
十二月四日，于上海正寝。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第四卷第三期。
〔２〕 岂明 即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浙江绍兴人，《语丝》的编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
〔３〕 叛徒首领 指鲁迅。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鲁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说鲁迅不配作“青年叛徒的首领”。
〔４〕 “拥旗党” 指国家主义派。他们拥护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曾发起保护五色旗的“护旗运动”。五色，指五色旗，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的国旗，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组成。
〔５〕 《狂飙》 文学周刊，狂飙社的高长虹等人编辑。一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一月出至第十七期停刊。光华书局出版。
〔６〕 燕生 常燕生，山西榆次人，国家主义派分子。曾参加过狂飙社。
〔７〕 “思想界的权威者” 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北京《民报》分别在《京报》、《晨报》刊登发刊广告，内称“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
后来有些人就引用这称号来讽刺鲁迅。
〔８〕 长虹 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他曾经一度和鲁迅接近，不久即对鲁迅肆意进行攻击和诽谤。
〔９〕 非宗教大同盟 指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它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先驱》半月刊上发表宣言、通电和章程，并在群众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会，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当时北京大学周作人、沈士远等五教授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同盟”的意见，发表信教自由的宣言。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胧〔１〕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２〕——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３〕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４〕，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
〔５〕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６〕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７〕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８〕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９〕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１０〕，踏踏主义〔１１〕，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
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
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１２〕，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１３〕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
…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１４〕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１５〕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１６〕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１７〕，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１８〕，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１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２０〕（“除掉”的意思，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２１〕，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２２〕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２３〕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２４〕。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２５〕，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
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