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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桌上纠纷从上汤时开始，直闹到吃完布丁为止，其间种种狂风急雨，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追述：只有长年在公寓里吃饭的人才会这样争论，平常的时候，他们在一次偶然爆发的纷争里，一时昂奋，所持的议论多半内容空泛，都只是急忙中胡乱拣来的陈腔滥调而已。我们这次的争论何以竟会急转直下有了恶声相向的形势，这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相信，开始动意气是由于那两位作丈大的不自禁地急于要将自己的太太划在一边，不让她们也被算在这种浅薄危险的可能性里面。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只是宣称，唯有单凭一件很偶然的、极下流的、独身男子骗取爱情的例子来判断妇女心理的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这种论调已经使我多少有些着恼，那位德国太太竟还接着开火，教训口气十足地加重斥责说，世上固然有着正派女人，另一方面也还有些“天生的贱骨头”，照她看来亨丽哀太太准是这类人。这一来我可完全忍耐不住了，便立刻采取了攻势。我指出，一个女人一生里确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不但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实际上明明存在着；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这么做很可自慰，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按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象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我所说的大致都是这一类的话，这时谈话渐带火性，而别人越是抵毁可怜的亨丽哀太太，我为她辩护得越热切（其实已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真正感情）。对于那两对夫妇，我这么慷慨激昂无异是——象大学生们常说的——吹起了战斗号角，他们四个人仿佛一组不很和谐的四重奏，忿恨切齿地向我大肆反击。那位丹麦老头一直满脸含笑坐在一边，象个握着马表的足球赛裁判员似的，每当形势不妙，他就要抓起骰子在桌面上敲几下表示警告：“先生们，算了吧！”
结果也总只能安静一会儿。一位先生面红耳赤，已经从桌上跳起来三回了，他的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住了他，——简单说，再过十来分钟，我们的争论就会以大打出手收场，幸亏c太太说话了，象是加了一滴润滑油，这场口舌之争才逐渐平静了。
c太太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姻静高雅的英国籍老妇人，我们大家一向默认她为全桌的主席。她端庄地坐在那里，对人人都同样和蔼可亲，她很少说话，不过对别人的讲话总显出兴味盎然的样子，单是她的神情体态就给人一个爽心悦目的印象：她那雍容高贵的仪表流露出一种心敛意宁的奇妙丰采。她对所有的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很巧妙地让人人觉得跟她特别亲近：大部分时间她坐在花园里看书，常常弹奏钢琴，很少见她跟别人同在一处，或者热切地参加我们的谈话。我们都不怎么留意她，然而她自有一种奇特的力量笼罩着所有的人。譬如此刻，她刚刚加入论辩，大家马上就获得一个痛苦的感觉，一致感到争吵得过了分。
当时正是德国先生猛然跳起身来，接着又被按在桌边重坐下去的当儿，c太大就趁着这令人难受的间歇加入了谈话。她出我意料地抬起一双晶亮的灰色眼睛，迟疑地对我望了一会儿，然后才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开始发言，想要一下抓住主要问题。
“这么说，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您真的相信亨丽哀太太，相信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相信确实有些行为会使一个女人作出一小时以前还认为自己决不可能作出、也无法负责的事情来的吗？”
“我绝对这样相信，尊贵的大太。”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是于理有据的了。如果您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热情造成的罪行”算不得什么“罪行”，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就该凭着并不多见的好意来判断了——您的好意却是多得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一句说，——“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热情，根据热情就可以宽恕一切了。”
她说话时那种清晰而又几乎很愉快的声调，我听来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自禁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说：“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毫不殉情地维护一般的风俗习惯，那是它们的职责：它们必须作的是判决，而不是宽恕。可是我，作为一个平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我个人最感兴味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
c太太睁大晶亮的灰色眼睛，直瞪瞪地对我逼视了好一会，显得很是犹疑。我担心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打算用英语说一遍。突然，她又接着发问了，态度非常严肃，简直象个考官。
“一位大太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人走了，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她爱，这样的事您不觉得可鄙或可厌么？一个女人，已经不算很年轻了，为孩子们着想也该自己尊重，却作出如此不知检点的事，难道您真的能够原谅她？”
“我再说一遍，尊贵的太太，”我坚持道，“遇着这类事我既不愿审问，也不愿判决。在您面前，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我先前的话有点过甚其词，——这位可怜的亨丽哀太太自然算不上女中豪杰，既不是天生的浪漫人物，更不是什么“伟大的情人”
。她在我的眼里，据我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庸而又软弱的女人，我对她多少怀着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可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她明天，如果不是在今天，一定会深深陷入不幸。她的举动也许很愚蠢，失于轻率，却决不能称为卑劣下流，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有权利鄙薄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呢？到现在还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么？前天是一位跟您同在一处的可敬的女人，昨天是一位跟随素昧平生的男人私奔的女人，对这两种女人，您完全不加区别么？”
“完全不。一点区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真的吗？”她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这些话显然使她想起什么了。她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清亮的眼睛，带着追问的神情又一次望着我。
“要是明天假定说在尼查，您又遇着亨丽哀太太正跟那个年轻人挽着手，您还会上前向她问好么？”
“当然。”
“还会跟她攀谈么？”
“当然。”
“您会不会——如果您……如果您结了婚，——将一个这样的女人介绍给您的太太，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对她过去的行为只当并无其事？”
“当然。”
“您真会这样做么？”她又说起英语来了，满是疑惑诧异的样子。
“我一定这样做。”我不由得也用英语回答。
c太大不说话了。她似乎越来越沉于深思中。突然，她好象发觉自己太无顾忌而有些失惊了，一边望着我，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样。说不定我也要那样做的。”随后，她以一种形容不出的稳重姿态站起身亲切地向我伸出手来，只有英国人才懂得用这种方式表示谈话结束，毫不显得唐突失礼。完全由于她的影响，饭厅里才终于恢复和平，人人心上都很感激她，正是固为她，我们这些刚才还是势不两立的人，此刻都微带歉意恭恭敬敬地互相致礼了，说过一两句轻松的趣话后，紧张到了危险程度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
我们的纷争虽说最后收场倒也高尚大方，一度被激发的那点恼恨却留下了痕迹，使得我的对手们对我略有疏远之意。德国夫妇从此不多开口，意大利夫妇接连几天老是含讥带讽，问我有没有打听到“尊贵的亨利哀太太”的下落。
形式上我们大家一味守礼，一桌人从前相见以诚不拘形迹，如今似乎已被破坏难于挽回了。
那次争论过后，c太太竟对我表示出特殊的亲切，对照起来，更让我体味到那几位死对头的讽刺和冷淡。c太太一向非常矜重，在吃饭时间以外更不爱找人聊天，现在却常常趁着机会在花园里跟我谈话，并且——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她确是对我格外垂青，正因为她平日分外矜重，一次单独交谈就足以教人觉得是特殊的荣宠了。真的，讲得直率些我还必须说：她简直是故意找上我，借了各种因由走来跟我说话，每次作得用意显明，幸亏她是一位萧萧白发的老太太，不然真会让我想入非非了。可是，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总要回头，老是落到一个论点上，落到亨丽哀太大的问题上：她象是感到一种非常玄妙的兴味似的，谈起这事就对那个忘掉自身责任的女人大加非议，极力谴责别人心志不坚。然而就在同时，看见我始终如一，对那位纤弱秀丽的女人不改同情之心，任什么也难使我放弃原意，她又似乎深觉快慰。她一再将我们的谈话拉往这个方向，到后来弄得我莫名其妙，对于这种古怪的、几乎象是忧郁症造成的执拗不知道该怎样想才好。
象这样过了好几天——大约五、六天，这种方式的谈话在她说来为什么很关重要，她却不曾有一言半语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