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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杨副书记劝道，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要对自己负责。
关隐达不理会，伸出手同杨副书记握了一下，走了。
关隐达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十点钟了。一进屋，就见小顾在家里等他。他便知道一定是有什么事了，不然小顾不会这么晚还在这里。他从桃园宾馆出发时跟家里打过电话。
关隐达洗了把脸，饭也不吃，就坐下来问小顾，有什么事吗？
小顾看了看陶陶。陶陶马上说，你俩说吧，我到里屋去。小顾这才说，你不在家这两天，县里谣言四起。我想是有人一手策划的，想先从舆论上把你形象搞坏。
都有哪些谣言？关隐达问。
说你去年去深圳时嫖娼被抓了，当时出钱私了啦。最近广东搞严打，你的事就暴露了。地委就找你谈话去了。还说你从财政拨款一百万给北京的情妇。说你的罪行轻者二十年，重者就难说了。我分析，这些事情，领导层都知道是假的，是谣言。可是群众不明真相，你在这里就不好工作了。这是有人故意在搅浑水。
关隐达拼命地吸烟。他看上去显得很镇静，脑子里却在翻江倒海。当领导，时常有些谣言，这本不奇怪。俗话说，谤随名高。但这回分明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他对小顾表示感谢，让他放心，他不是那么容易叫人弄倒的。
小顾走了，他就很高兴的样子，说，陶陶，你不给我饭吃了？
陶陶就忙去给他做饭。问，小顾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有人搞小动作。才不管哩。
吃了饭，关隐达叫陶陶先睡了，他有个文件要处理一下。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群众举报负责城北大桥工程的枣园建筑公司总经理陈天王偷税和行贿的检举信。从中选了一封内容最翔实的检举信，再认真看了一遍。只要搞掉陈天王，就会牵出一批人，正像有的群众说的，黎南要“改朝换代”！他原来本想再等一段来弄这事。现在他不顾那么多了，他必须马上反击！
也怪，他当初被选为县长也并不怎么觉得有成就感，今天却似乎有些激动，像要干一件大事。
关隐达提笔飞快地签道，建议立即逮捕陈大友！
《跋》
刘茁松
身居湖南的王跃文在文坛一跃而起，使我想起鲁迅“文坛无须悲观”的预言。多年前我也曾在刊物做当代文学编辑，编着编着，就有点像鲁迅看当年的“城头变换大王旗”似的，渐渐地有点“颓唐起来”了。近年来有缘埋头一项等身的古籍整理，与当代文学可说是分道扬镳啦。因此，当我在书店发现与我工作地仅一湘之隔的王跃文在长江黄河两河之隔的北京出了长篇小说《国画》，并且已在全国各地形成洛阳纸贵之势，我是惊讶惊叹又惊喜的。
《湖南文学》的黄斌告诉我，王跃文此前早有不少中篇已引起广泛关注，《国画》之成功，实乃渠成而水到也。于是索来王跃文的一些中篇，后睹亦快，竟有些恋恋不舍。我喜欢他那从容不迫的笔调，细致入微的描绘。他对政府机关人情世故的刻画令我感到冷眼旁观的清醒，他对古典文化艺术精华的化用让我觉得亲如一家的沉醉。他的“拒绝游戏”的创作态度中有着我偏爱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传统。他的许多中篇与官场亦即亦离，将这些中篇编成一个集子，就成了难以磨灭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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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集子出来了，我与我的朋友、同事们为此书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我们力图把此书编得精致与精巧。效果如何，要让读者诸君评说了。
《王跃文印象》
黄斌
初识王跃文，已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是深秋一个萧索的日子，在《湖南文学》简陋、灰暗的编辑部。在这之前，我已经发了他两个小说，但我俩从未谋面。只知道王跃文是溆浦县人，在县政府工作，好像头上还有顶官帽子。我不太懂政府机构庞杂的设置，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职务意味着什么样的权力。倒是知道溆浦在湘西算是一方灵秀的水土，那地方出产很好的柑桔和枣子，也出文人。听他们怀化地区文联主席谭士珍先生讲，王跃文得知自己的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发表了，兴奋得跳离了地面三次，并伴之以狂呼。这事至今忘了考证，似乎属小说家言，怕是虚构，至少有些夸张吧。因为后来我熟识了王跃文，发现他不是个容易大喜或大悲的人，他属宁静淡远的那一类。那天见了面，我俩握着手，用带着各自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寒暄，相互打量。此君脸方额阔，眼睛内敛有神。单看脸相，可说得上是气宇轩昂。但他身上那套僵硬的西装，却是典型的县级特色，怎么也般配不了这脸。没说上几句话，我便走了。我早约了朋友打球。那时我还年轻，文学事业于我似乎并不太重要，我不能容忍把自己的青春埋没在无休止的看稿、退稿的琐碎里。
没多久，他便调到了怀化行署办公室，在仕途上好像很有长进。等到两年后我到怀化出差时，又已给他发了三个小说。这时候，他在写作上的良好感觉和创作势头慢慢表现出来了，我已经很注意他了。他这时期的小说，多是写机关里的小职员，写凡人琐事，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尴尬，写他们不甘流俗，却又无力冲破现实樊篱的无奈。在对这些小人物的描绘中，王跃文似乎更关注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的精神实质。在手法上惯于调侃与反讽，那不动声色背后的冷峻与严肃却够你沉重一购的。我觉得奇怪，这时候的王跃文在仕途上看起来春风得意，而他流诸笔端的却是另一种况味。难道他内心深处别有一番风景？
在怀化，朋友们很热情，呼朋延友十余人，喝酒！王跃文自然在场，这时候我俩还是相互客气着的。席间，杯来盏往，意气飞扬。湘西汉子喝酒是恣肆的，那次我记下了王跃文关于喝酒的三个“不论”：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我从来内向，木讷于言，话少，但酒倒喝得爽快，也同朋友们一杯一杯对着干。酒酣耳热了，朋友们提出跳舞。于是十几条汉子东倒西歪，脚不分深浅，话不识轻重，闹哄哄地奔舞厅而去。
往舞厅里一坐，方知这湘西一隅果真也藏龙卧虎。间会儿，朋友引来一位长发披肩的画家，或者一位清丽可人的歌手，一一向我介绍。王跃文不太跳舞，多是坐在包厢的沙发上，一声不响地喝啤酒。才喝足了烈酒，这会儿的啤酒只算是茶了。记得那包厢的设计很有特色，像湘西的吊脚楼，凭窗可以望见舞池里轻歌曼舞的男女。看得出，王跃文是喜欢安静的，却愿意随朋友去任何热闹的场合。他是从来不扫别人兴致的人。那晚，王跃文同我说了许多，说他的身世，说他的工作，说他的感情生活，说算命先生给他算的命。他说自己几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所以，自小母亲给他的家训就是：紧闭口，慢开言。大学毕业后，从踏进县政府大院第一天起，他就显得少年老成，但心里却很不是味道。他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成天说的话，内容也罢，形式也罢，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没说也没有区别。有时便莫名地感到惶恐和无聊。于是，他便开始写小说。小说成了他另一种说话方式。王跃文的眸子在灯火明天中一会儿亮晶晶的，一会儿又暗淡了。我想，凭他的聪慧、冷静和敏锐，只怕会成大器的。
我俩真正的交往，是他调到长沙以后，大概是1994年吧。我常跑到他家去喝酒，他的爆炒仔鸭、擂钵辣椒拌黄瓜、酸姜酸萝卜让人称道不已。喝着啤酒，听他讲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听他谈文学的见解，听他谈读到的好书，其乐融融，也获益匪浅。他关于文学的见解常让我这个专职文学编辑汗颜，而他谈到顾准时的无限感慨又使我对他的社会良知非常敬佩。
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揭开了他官场小说的序幕。小说将一位离休地委书记的失落、孤寂描绘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幅凝重的黄昏图景，初次显露了他对官场游戏规则和官场百态的精微体察、传神勾画的本领。小说获得了'95《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雷达先生评论它是“极力要从对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吟味中汲取养分，来抵挡这个欲望横流的世界”。这部中篇在95—96年度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尽管初选时票数居前，但在最后还是未能获奖，让我痛心了好一阵子。
此后，他的《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等便陆续面世，几部小说浑然一体，活脱脱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说他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这是最简便、最直观的说法，好比精练的广告词，便于口碑传诵。其实这是对王跃文的误读。因为他的官场小说系列在表现官场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时，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谁是谁非。”毕竟，《官场现形记》暗示的已不是单纯题材上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学态度和取向，而这些恰恰是王跃文不愿认同的。
在广泛的评论中，他的官场小说获得较高的评价，甚至被说成了里程碑式的人物。王跃文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备受关注，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注意官场了，而这绝不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因为日出月落，星转斗移，顺乎天道，人们并不会太在意头顶的天空。而当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失调，水旱交浸，人们就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茫茫天宇。人们普遍认为王跃文是位专写官场的作家，他自己却并不认账。他说自己从来只是把活生生的人当作描写的对象，官场只是他为表现人物而设计的空间罢了。他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国画》，洋洋五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