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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40年冬，经周恩来、邓颖超介绍，她与于黑丁一同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使她明确了作家创作的目的性，从此再没有离开过战斗生活；同年6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曾克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因此她所接触的作品多是一些具有强烈人民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并受其影响。曾克说：“我喜欢杜甫、白居易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蒲松龄的《聊斋》、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柯仲平的《海夜歌声》，以及外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我的大学》等作品并深受其影响。这大概同我的气质和我在文学上的追求有关。”
到延安之后，曾克说，她和黑丁在生活、感情上不断发生不协调的矛盾。黑丁过于粗暴和易于激动的性格，以及在学习、工作方面的兴趣、要求越来越有差异，是他们分手的主要原因。曾克说：“作为两个写作者组成的家庭，生活里应该随时议人生，淡写作，交流感情，但黑丁缺少这些。他总是忙忙碌碌，一天难得说上几句话。”曾克性格开朗，善于接受新事物，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她的这些生活都不为黑了理解和接受，以致于引起无端的猜疑和忌妒，有时甚至无理智地撕掉她的文稿（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大概是最不能容忍的），甚而还动手动脚，严重伤害了曾克的自尊和事业心。黑了虽然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但他未必就了解年轻妻子的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男子主义，也许还在捉弄他，自由的新鲜空气他还感到陌生，不理解应当如何对待女人。这便导致这一对战火烽烟中相爱的夫妻未能走完人生的旅程。
日本的投降给每一个中国人展示了一条新的大道。曾克和黑了一起奔赴晋冀鲁豫太行山根据地。使曾克心仪已久的新生活，正微笑着向她招手。她独自带着孩子和自尊，到基层人民中生活和写作。在太行，她任晋冀鲁豫文联理事、《北方杂志》编委，还到北方大学文学系宣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精神。当时曾克仍以深入生活为主，仍然从事专业创作，骑着小毛驴，带着孩子，一头扎进太行腹心地区左权、武乡、长治、邢台等地，和工农兵群众一起迎解放，搞土改，保卫胜利果实。火热的斗争生活，使她的创作格外活跃，那几年的创作结集为《新生命的检阅》，但未能出版，后来又辑为小说结集《新人》、散文结集《光荣的人们》出版，这是她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后的成果。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文学创作，应该说是从这时候才算真正开始的。”（《新人·编后记》）
《新人》共辑短篇小说八篇，作者形象地再现了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各方面的伟大斗争。这些故事，有的描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太行山群众与敌人进行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有的表现军民粉碎敌人频繁而疯狂残忍的扫荡及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和坚持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作为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记录，这些文字的价值不可低估。其中短篇小说《掩护》和《爱》都是优秀之作。《光荣的人们》是新社会的颂歌——“……再也见不到挨冷受饿和没有工做的人。大家都在用劳动养育自己，用手创造自己的幸福。千年来压迫人和寄生的剥削阶级，受到了制裁，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抬起了头、人类纯良的本质，高度的同志的友爱，沸腾的领导热情，是这社会的基本内容。仇恨只用在对付破坏这新生活的进犯者。眼泪虽然还会在最欢乐的时候进射出来，那也只是过去受难的即将消逝的影于。这儿人民走出贫穷、封建和愚昧，残废者各尽所能，组织起来互助的工作，连监狱都成了学校。”曾克在这里所描写的，正是这本书里的光明主题，是人民朴素的理想，是日后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美丽风景——一个新社会的蓝图。
四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给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带来最后的和平，中国人自己还得来一次你死我活的最后较量。1947年春——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前夜，曾克正式参加野战军，在野战军新华总社任随军记者，跟着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正北战，在战士的行列中和行军、作战及大小会议上，都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同年夏，刘邓大军接受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执行挺进大别山的反攻任务，部队决定，除了卫生部门和文工团的女战士外，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南征。而这时已是一位母亲的曾克焦急万分，月夜向刘邓亲自请战，而终被获准，一时成为部队的美谈。
在跃进千里无后方的大进军中，曾克和野战军部队一起，冒着飞机的轰炸扫射，爬险山，涉恶水，终于进入大别山，她积极投入重建根据地的斗争，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到岳西县二区发动群众，支援野战军。这时，她创作了著名的报告文学《挺进大别山》。茅盾对这部作品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该书序文《读〈挺进大别山〉》中说：“严格说来，《挺进大别山》这集子内的各篇，还不是短篇小说，而是一种速写，或报道。正如作者在《前记》中所白：‘这些东西，都是时间性较强的新闻，由于当时交通阻隔，发稿困难，而只将它简单地随时记下来，现在仅仅是想做为材料保存起来。’然而正因为是‘随时记录下来’的，所以有一种新鲜活泼的气韵保存在字里行间，现在读起来，神味仍然是隽永的。”这本集子包括六组速写，综合来读，可以“看到挺进大别山这一伟大的英勇的进军的轮廓”。在各篇中，茅盾喜欢《送别》、《沙原上》、《史玉伦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等，这些篇章里的人物虽然还是一种素描，一个剪影，“可是很生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里也时常有小段的风景描写，周围人物的衬托，也颇轻灵可爱。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涉笔偶感’的风景描写大抵是能够和人物的行动有机的联系起来，换言之，作者并不是为了要给人物找衬托这才描写风景的，更不是为写风景而写风景，——风景和人物相当地做到了‘血肉相关’。”
之后，曾克便又投入淮海战役、渡长江战役，解放大西南，亲眼目睹和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成为军内军外闻名遐迩的战士作家。
1949年9月，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曾克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在极端艰险的战斗岁月里，除了信念、战友和群众的帮助与鼓励，与河南同乡、上海大夏大学同学——第二野战军新华社记者柯岗在战争空隙的短暂相聚，总是互相鼓励，彼此关怀，时时提醒记者的责任，询问笔耕的收获。于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把他们从友情、同志之情中拉了出来，送他们踏上爱情之路。柯岗在一首《夏日的清晨》一诗里说：
这花朵样的夏日的清晨
我出发到火线
朝阳把东方的浮云镶着金边
有小雀飞过开满红花的石榴树
把晶亮的露珠落进怒放着的花心。
淡色而修长的路
从我家门前劈开了熟透的麦田
直伸向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里有炮火激响。
我的马背好了鞍子挂在路旁
它心急地吹着鼻子
敲着前蹄。
我是刘伯承将军的老战士
我曾经跟着他把日本强盗杀死
我必须跟着他打倒卖国贼
我跟着他习惯了胜利。
我懂得胜利的诗要用英雄的血来铸成
我懂得那诗里要有自己的血
我的亲属、爱人和朋友就更光彩。
现在我要出发到火线
再有一分钟我就跃马扬鞭
我的美丽的夏日的清晨
将被我保护得更美丽
我的嫣红的花要为我怒放到凯旋……
这首感人的诗，和那些爱呀恨呀的爱情诗不同。这是一个战士扑向枪林弹雨前向自己亲人的表白。关于这首诗，曾克对我说：“这首诗是1947年夏天柯岗在平原到前线之前写给我的。当时我们并没有结婚，也没有想到结婚。因为何岗也是已婚的人，他妻子是我最知己的同学，因此，虽是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也不可能失去理智。但我们很明显地彼此相爱着，因此他才将这诗给我。”直至1950年，曾克与黑丁的感情疏远了，柯岗妻子的感情也转移了，他们才正式结婚。曾克在给我的信里说：“我和柯岗从相爱到共同生活，虽然坎坷多难、分离时间多，但通信却少。就是那些不多一些信件，也在文革十年中毁掉，所能珍藏的只有他写给我的这两首诗。”曾克所说的两首诗中的另一首诗，就是1952年5月柯岗从西藏高原归川途中遇雀儿山雪崩路断滞留德格，偶见白发丛生，拔除三株，置于云南昆明花都寄来之红花袋内，信手自题，藉记心痕的《雪山情思》：
红花白发共一包，春霄酷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