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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毕业以后，赵清阁再回到开封，受聘在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随时弊的杂文，其中有两篇闯了祸。一篇是揭露一个军阀强行抢婚的事，一篇是抨击西餐馆用女招待变相卖笑。后一篇是从不尊重女性人格的角度批判旧社会，没想到这篇文章伤了当时的地方当权者，因为那个馆子是他们开的，于是政治迫害临头了。
一天深夜，几个军警借口查毒品抄了赵清阁的家，一封有名的“赤色分子”——田汉的信和《资本论》一类的书，成了罪证，连同日记都被抢走。第二天一大早，下着蒙蒙雨，又闯进四个军警，宣称赵清阁是共产党的嫌疑犯，把她塞进了车子，逮捕了。
在戒备森严的河南绥靖公署的军事法庭上，两边站着杀气腾腾的士兵。刘峙这个显赫的大官，居然亲自驾临，审问一个写了几篇文章的弱小女子！老师、同学、报馆编辑，都为她担忧，为她申请具保。反动派没有根据，又不释放。她在狱中艰苦地熬了几个月。最后多亏初中时代的陆老师，设法营救了她，他是一个革命的好心长者。
出狱后，赵清阁好不容易甩掉盯梢的特务，又回到上海。上海女子书店经理姚名达聘她担任总编辑，兼任《女子月刊》编委会委员。
监狱冷酷的生活折磨了赵清阁的身心，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极起来，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时期。
三
“七·七”事变爆发，“那时在灵魂深处我被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个中华民族为历来对日本仇恨而抑郁的心都开始奔放了！没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为同一‘抗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人不怀着最大希望，与胜利的信念。”这是赵清阁1938年在散文《汉川行》中的一段回忆。是抗日战争的烽火又把她带进了新的天地，虽然贫病交迫，但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生活、创作都发生了巨变。
这年2月她来到武汉，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弹花》文艺月刊（后来又主编《弹花文艺丛书》，出版过老舍、洪深、欧阳山、安娥、陈瘦竹等作家的作品）。7月，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离别武汉，奔赴大后方重庆。《弹花》第一卷六期、第二卷一二三期上连载的她以“赵天”为笔名写的散文《汉川行》，描述了这段艰难的漂泊生活。她写道：
一周前还和王莹再三的声明：无论武汉吃紧到如何地步，我
都不离开，最后退步只有回到前方的故乡——信阳、潢川去工
作。可是，这话竟成了泡影，为什么呢？自然是《弹花》的问题，自
从政府下个疏散人口，各印刷所纷纷迁移后方，作家们越走越
少，书店也不负责发行了，一切的一切，都是鬼子的轰炸给处于
绝境。
但我终究不忍心使之停顿，想到创办时的万般艰辛，自己遭
受了种种的困难才干起来，虽然没有多大效果，可是至少，出版
以来每期总有几百本轮流在加倍数目的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
前方战士们手里翻阅着，使他们在火线上还能得到些后方同胞
从文字上所表现的鼓励和慰劳，这对于他们是精神上的食粮，是
武力的后盾，可以令他们感到安悦、兴奋，更乐于去和鬼子拼了。
只有这一点，《弹花》就有必要生存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要继
续扶植她成长，我不能放弃这个责任……
这里不仅表达了赵清阁热切的心情，也反映出她坚持宣传抗日的工作，把《弹花》办下去的决心。在这长篇散文里，赵清阁生动、具体地描述了汉川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特别突出地记录了沿途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残废军人的抗战情绪，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国统区的政治腐败与黑暗。
这时，戏剧工作者纷纷从事救亡演剧活动，话剧成了最受群众欢迎的文艺战斗形式，尤其独幕剧和街头剧是锋利的轻武器。赵清阁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积极投身到剧本创作的战斗中去，写出不少富有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反帝斗争的话剧。如五幕话剧《女杰》（“弹花文艺丛书”之二：1941年，华中图书公司）是取材于一篇新闻报道，反映了太湖抗日游击斗争的事迹。剧中一个叫金花的女侠，抗战中自任领袖，组织义勇游击队，她的爱国热情，坚强忠勇的性格，使她在游击队里颇有威望。队中许多忠贞报国、武艺高强的英雄好汉，都有鲜明的性格。剧中还塑造了一个叫杨祥生的地痞流氓，“青皮帮”头子，这个十足的汉奸，犯下了累累罪行，最后受到人民的惩罚。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又名《忠义千秋》，1944年，商务印书馆），是描写北方某城被日寇侵占前后，爱国绅士彭相如、养女淑青等人忠心报国，反对投降，打击汉奸走狗的故事。《此恨绵绵》（1943年，新中华文艺社）是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写的五幕剧。时间地点挪到了三十年代末的中国。这个发生在抗战背景下的恋爱故事，揭示出现实的黑暗，又指出了青年人的出路。四幕悲剧《雨打梨花》（又名《活》，1943年，妇女月刊社）描写著名外科医生高维克和夫人贾曼玲在“八·一三”抗战发生后，把私有医院贡献国家。高医生身患不治之症，忍痛支撑，亲自为受伤将士治疗，贾曼玲的表弟舍生忘死，奋勇抗战。戏中他们发生了一些误会，但在崇高的目标下，在生离死别之中，又互相谅解了。赵清阁在自序里写道：“在自己的几个剧本里，我是比较喜欢《活》……我喜欢《活》，并不敢说《活》好。《活》是一个偏于心理描画，丈艺性稍重的‘温’戏。她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乏所谓‘噱头’，我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经’上有过分的着眼。这一点，假如你不用戏院老板的眼光看她，或许你同我一样，也很喜欢她。”从这里，也可以多少看出赵清阁写戏的意图和风格。三幕话剧剧本《反攻胜利》（1941年，正中书局）的前面有一段作者说明：“本剧演出约共二小时左右。虽系三幕，每幕有独立的剧旨，每幕是独立的标题。第一二幕，布景简单，可以在乡村街头演出；第三幕费时稍长，须在舞台上布景，是舞台独幕剧姿态。若是整个的演出，与全故事也并不失去联系，剧情完整，有系统而曲折，也是三个小巧精彩的故事所组成的。这样的写法，是为了既可运用都市公演，又可实用于农村或马路宣传……”由此可见赵清阁的剧作，不仅在内容上适于抗战的需要，而且在形式上也注意了向群众宣传的效果。除此之外，她还写有《血债》、《汪精卫卖国求荣》、《生死恋》、《清风明月》、《关羽》、《花木兰》等数目相当多的独幕剧与多幕剧，并都出版过。
赵清阁戏剧创作先于老舍，并在剧本创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在最初阶段影响过老舍，这便导致抗战时期他们在四川成功的合作。赵清阁与老舍合作的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1943年，中西书局）是值得关注的作品。它歌颂了一位热诚、刚直、慈祥、富于正义感的教师辛永年，他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两袖清风，只落得白发苍苍。对于穷学生，他慷慨解囊相助，对其子，却劝他从军报国，辛老师“志在造就众人子女，而不能只顾己子也。”抗战中，他努力办平民教育，唤醒民众，带领学生摆脱敌占区，沿路受到他过去的学生的爱戴。赵清阁说写这个剧本“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的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在这本书的序中，赵清阁还提到她与老舍先生的合作：“我和老舍合作剧本，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虎啸》（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
“合作剧本是一件难事，弄得不好，很容易使故事情节不统一，人物性格相矛盾。所以当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剧本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个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我比较懂得戏的表现：俾成功一个完整的剧本。而我却相反地担心这样会失败。
“本剧终于‘合作’了，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写出来，我从事分幕。好像盖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执笔第一二幕。那时候我正为了割治盲肠在北暗住医院（今年六月间），他带着一二幕的原稿来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但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剧本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两位作家的合作，彼此取长补短，对他们各自的创作都是有影响的。《桃李春风》出版后，1943年在重庆演出。近二十年过去，在赵清阁1961年生日的时候，老舍先生题句“清流笛微韵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来祝贺她。如今又三十多年过去，我们伟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已经故去了，但他的手迹仍然挂在赵清阁的案头，这是对朋友的纪念。
赵清阁在这个时期还创作了中篇小说《风》（1940年，华中图书公司）。写一个女伶被汉奸、日军侮辱，终于与游击队内外接应，杀敌捐身。在再版自序中作者写道：“抗战以后，人人都变成了怒狮，平日卖唱于舞台的优伶，不仅只是凤，还有很多无名英雄，都干出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