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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五’旧本投降。白朗和罗烽于9月离延安奔赴东北故乡开辟工作。一百四十多名的干部大队，沿着秋山和长城，行行上止，神出鬼没地穿过许多封锁线，整整走了三个月，在大雪纷飞的12月，这个东北支队才到达辽宁阜新，准备进入沈阳。但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占领了沈阳。于是东北支队在西满挑南一带建立了吉江军区，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白朗负责军区《前进报》副刊和“前进”文工团的建团工作，参加了东北的解放战争。那段生活过得艰苦而紧张。当时政治上匪十分猖狂，经常在后方骚扰、打黑枪，前方的仗打得更激烈。
1946年，白朗来到第二故乡哈尔滨，被选为哈尔滨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担任《东北日报》副刊部长、《东北文艺》月刊副主编、东北文艺家协会出版部副部长、东北作家协会轮执主席。在人手极少的情况下，开拓着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为其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间，她曾深入农村，参加土改。这段生活，后来她写成六个短篇小说，辑为《牛四的故事》，于1949年由香港新中国书局出版。她在《前记》里说：“这些作品的产生，是由自己开始进入农村，……与农民接触，向农民学习的结果。从而认识了自己，改进了自己，同时呢，也正是改变创作风格的开端，这是与过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个集子描写了东北解放前农民在黑暗制度统治下所受的折磨和苦难，也描写了农民分得土地的欢乐。故事都是普通的故事，但都有其生活的典型性。在白朗看来，这本极为通俗的集子表现了她新的艺术思想，创作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沈阳解放后，白朗回到了久别十余年的家乡。那块曾是没有春天的土地生了她，她爱那遍野的红高粱和苣荬菜。但她的寡母和弟弟都未能熬过十余年亡国奴的人间地狱生活，而早已离开了人世。这在她的感情里留下不少悲凄。
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她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同年12月又参加东北文联和东北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
多年的流浪和战斗生活，使得白朗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东北作家协会成立后，她便立即从事专业写作。
1950年，白朗用了三十个昼夜，一气呵成著名的优秀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这个中篇先后印行了十四版，二十余万册。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还出版了缩写本《真正的老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排印行。
《为了幸福的明天》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作品的主人公邵玉梅是一个贫苦人家拣回来的苦孩子，从小受尽了虐待，但也养成了她的吃苦耐劳、朴实善良的性格。新中国的建立，给她带来了光明，她入了军工厂，得到了彻底解放，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她不断提高觉悟，从一个无知识的普通人，成长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为了爱护工厂，几次光荣负伤，以致残废。但她从不灰心，总是奋力自勉，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贡献给人民的事业。
作品的故事是以最后一次抢救邵玉梅为线索展开的，结构新颖，不落俗套，有倒叙、插叙、回忆及人物细腻的心理描写，艺术成就是很高的。这部中篇小说不仅生动地描写了英雄人物，同时还表现了建国初期东北社会生活的新风貌，新风气，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中苏友谊，组织对邵玉梅的关心、爱护，人民对她的爱戴。篇中有许多对纯洁女性心灵美的成功描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部作品是一部成功之作，是当代文学史上较早地描写工人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成功尝试，是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
1950年至1955年，是白朗工作最紧张、创作最多的五年。解放初期，工人、农民、干部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白朗更是信心百倍地工作着、写作着。朝鲜战争爆发后，她便往返于中国——朝鲜的卫生列车上接送伤员，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不断激动着她，于是创作了描写卫生工作者在抗美援朝医疗战线上斗争的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书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医务工作者、乘务员的忘我牺牲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及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1951年，白朗以国际妇联调查成员的身分赴朝鲜战场，参加了调查美国和李承晚暴行的活动，参加起草《告世界人民书》，揭发、控诉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同年秋，奉命代表蔡畅、邓颖超两位领导到索非亚参加国际妇联执委会。1952年随巴金等人到朝鲜战地访问；9月，奉周恩来总理委派，陪同英国朋友、作家、工党议员费尔顿夫人再次赴朝鲜访问；12月，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又应费尔顿夫人的邀请、奉周总理之命出访英国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三八”妇女节，因保守党政府拖延签证而未能成行；同年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大会，会后去赫尔辛基参加芬兰妇女大会；7月回国，翌日即换上志愿军军装参加以罗烽为组长的访问组奔赴朝鲜开城，同时参加了在板门店举行的朝鲜停战签字仪式；8月，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又一次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委员，1956年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如开的亚洲作家会议。她作为中国五十年代的国际风云人物，还访问过苏联、丹麦、奥地利、缅甸等国，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白朗是一位有成就的著名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在解放后最初的几年中，她以自己的卓识、胆量和才能，为祖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做了大量既劳心又劳力的工作。在创作上，这时期是她的丰收季节，除以上提到的作品外，还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出版）、《锻炼》（1957年，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四个女先进生产者》（1956年，中国妇女杂志社出版），散文集《斯大林——世界的光明》（195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月夜到黎明》（1955年，作家出版社）。白朗的散文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敌人的鞭笞、控诉，对革命的向往、追求，对斗争和往事的回忆，个人感情的抒发，旅欧、赴朝的记录，对战争的憎恨，对和平的热爱，以及祖国的伟大变革、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交织成的人类的爱。这些散文，是白朗灵魂的镜子，是她革命一生所留下的闪光的脚印，是她成长的记录。
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像大海，时有不测风云和狂风恶浪的骤起。正当白朗勤奋写作和工作的时候，于1958年春，在反右斗争中，她被诬为有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通天翻案之“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所谓“天”，系指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1956年，白朗为了潜心创作，避开会多、运动多的北京，躲到北戴河去了。这时，恰恰周总理和邓颖超也在那里。他们问白朗：为什么要批判丁玲。白朗讲了从1955年以来对丁玲批判斗争的情况，还表示了一点自己的意见。认为这种斗争太过了，不同意对所谓“一本书主义”的批判，“在创作上，我自己就是抱着争取多为党工作而写作的，那就是要为人民至少写出一本像样的书。”当时，邓颖超说：“在我们和丁玲的接触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她是一个反党分子！”她还非常感慨地对白朗说：“老头儿（指总理）时刻关心运动，他也忧心出现老毛病：上边要什么，下边就给什么……”这句话，正切中了反右斗争错误的要害。白朗虽没有对谁重复邓颖超的话，但她被定成“通天罪”，划成右派分子。罗峰被翻出1942年在延安发表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进行大规模的“再批判”，也被错划成右派分子。
1958年4月，他们蒙着奇冤，被赶出北京，送到辽宁阜新煤矿劳动改造。当白朗离开北京的时候，她满怀激愤地预言道：“有一天，我会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因为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下，革命一辈子的决心从未动摇过。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也决不会抛弃一个真正拥护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肯定有那么一天，我仍然会肃立在党旗下面尽情高唱《国际歌》，党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我的生命。”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在危难中的自白！
悲剧就从那时开始。在“阶级斗争”中人人自危；中国，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涣散人心。安定、强大、繁荣的国家是这样“斗争”来的吗？
阜新，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她像一位健壮的母亲，敞开黝黑火热的胸怀，迎接自己忠诚的儿女。白朗同矿工一样下矿坑，上上下下要爬一百七十多级的木梯，很多工人都同情地说：“在我们煤矿，还从来没有见过女同志下坑。我们都够呛，而她却和我们一样……”
白朗，沉默着、劳动着；她没有吝惜自己每一滴汗水，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一块燃烧的煤，也投入祖国的建设之中。后来，她被调到阜新地毯厂（一所完全用手工操作的作坊）和工人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气肿和气管喘息，在这沉重的劳动中加重了。疾病摧残着她，劳动折磨着她，政治压迫着她。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她在劳动上花费了劳力，但却没有得到半分报酬，连住旅社、治病，都要自己掏钱。
逆境中的人，时刻都受着大山一样的压力；心，就像泡在苦水里的莲子，人生，那是多么苦的滋味啊！但白朗，她是一位战士，仍然乐观地劳动着，她同青年女工一样，坐在高高的架子上织地毯，把自己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