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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洪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她的小说，有壮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有对丑恶势力的鞭挞，有对光明的追求，也有对解放后新人新事的歌颂。赵景深说：“罗洪的小说，似乎由拘谨到洒脱，由工笔到写意，由堆砌到白描。”一般说来，一个作家的成长总要经过幼稚时期，罗洪也不例外。曾经为她出书当过编辑的赵家壁说，罗洪与三十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有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旧作《春王正月》）他说的是罗洪的《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她作品的整体评论。台湾郑树森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她的短篇，虽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成绩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罗嗦，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院’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特出的地方。”这些论点，笔者亦有同感。
罗洪善写小说，尤其善写对话。她自己说她最感到困难的就是人物对话，很难写得精彩：“在什么时候应该插入对话，对话的分量，以及怎样使对话有力，都是很需要斟酌的事。”（《创作回顾》，1940年6月《宇宙风》百期纪念号）她的小说写得心平气和，少有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氛围，但也不乏其感人的力量。罗洪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多工笔、善白描，文笔流利、洒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如《践踏的喜悦》、《王伯炎与李四爷》及《友谊》等，都是成功之作，对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既深又细。在写作中，罗洪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她说：“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其实，解放前罗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没有多少“轻松”的地方，读者从中看到的是动荡的社会、垂危的祖国，其忧虑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着泪水，凝视社会、人生和前途
“文化大革命”中，罗洪被迫退休。粉碎“四人帮”后，她也没有马上把早已束之高阁的笔取下来，心情是犹豫的。1977年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春天的百花竞相开放，她那颗“死”了的心，又跳动了。回去后，她检阅了自己的不少旧作，也陆续写了一些散文，又到她过去生活过的基地——上海青浦县农村去了。1980年6月30日她给我来信说：“这次到香花公社来，使我有一种无法名状的喜悦和激动。过去，我到农村生活过几次，只有土改感到农村起了变化，合作比中，总觉得变化不大，可爱的人物不多，所以没有写出什么东西。这次，农村真是起了或正在起着深刻的变化，我必须写出点像样的东西。今后，也一定会经常到这里来。”
八十年代以来，罗洪那支似乎已经抽涩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在《福建文艺》、《上海文学》、《文汇报·笔会》、《人民日报·大地》、《女作家》等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写出了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1981年《长江》文学丛刊第4期）。及当代爱情悲剧的《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1986年《清明》第4期）。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这些关于她创作历程和作品的回忆文章，是对她进行研究的宝贵资料。她的作品选后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3集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新女性的地平线’等重要选集之中。
太阳从东升到西落，每日都给人类留下光和热，泽被大地万物。罗洪“凭着一种对人类社会广博的爱，以及深厚的热诚”，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文学留下了自己的无限赤诚。她曾说：“天下每一条成功的路，都崎岖不平，每一件成功的事，都无可幸致，各种艺术品的创制，都漫无止境；这里是累着不断的努力，一种默默的坚毅的努力。”这种努力和真诚，她已经持续了六十多年……
1994年11月19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萧红
萧红
肖凤
“没有风格的作家——等于没有命中的箭。”
——（俄）维亚席姆朗斯基
一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她本名张辶西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冷酷的官僚，只有祖父张维祯给她疼爱和温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启蒙教师。1920年，在祖父的支持下，得以进入本县南关小学读书。1925年，又进入本县第一女子高小读书。这一年，她参加了本校支持“五卅”受难工人的募捐义演，在一出名叫《傲霜枝》的话剧中，饰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姑娘。1927年，离开故乡呼兰县，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对美术和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11月，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修建吉敦铁路的示威游行。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父亲即在继母的调唆之下，为萧红订下了一门亲事，并与第一女中的校长串通一气，取消了萧红在第一女中的学籍，被迫返回家里。
1930年，为了抗拒包办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离家出走，先从呼兰县逃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逃至北京，开始过飘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家中为她包办的那个未婚夫追至北京，在此人的诱骗。下，萧红与他同居，并于1932年回到哈尔滨，住在道外正阳十六道待的东兴顺旅馆里。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之后，那个人借口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遗弃在旅馆里。旅馆老板为了挽回经济上的损失，准备把萧红卖到附近的妓院里去。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得到了萧军、舒群等人的帮助。在松花江发大水的一片混乱中，萧军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馆，送往市立第一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萧红产后病重，经济困难，萧军遂将女孩送给了他人。萧红逃出这家旅馆后，与萧军同居，先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白俄开设的欧罗巴旅馆里，继而迁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内，开始了贫穷但是相依为命的生活。
1933年，在东北进步作家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陆续在《大同报》的“大同俱乐部”及“夜哨”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如短篇小说《弃儿》，《两个青蛙》、《小黑狗》、《哑人》、《夜风》、《叶子》，散文《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诗《八月天》等。从创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萧红还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初学写作者，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节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艺术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从作家着眼的题材上，却可看出她的创态度是十分严肃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创作涯，就把目光投向了广大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在《王阿嫂的死》里，她写了一对雇农夫妻的遭遇。在《看风筝》里，她又写了一个穷苦老雇工的遭遇。她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她也兴奋地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在《夜风》里，她就写了牧童长青和他的妈妈，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的故事。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初学写作的女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了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1934年10月，萧红将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与萧军的六篇短篇小说合编成小说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帮助下，自费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
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协，萧红与萧军离开哈尔滨，经大连，至青岛，住在观象山下观象1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房里，与舒群为邻。9月，在这里，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前半部的片断曾于1934的4月至6月，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连载。全书共有十七节，在第一节《麦场》至第十节《十年》里，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他们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萧红用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生动地写出了几个农妇的悲惨命运。女主人公贫农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丈夫虐待她，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