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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的岁月里，中国一片黑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局的腐败，各地灾荒连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罗洪，怀着一颗同情与不平之心，在她写作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她家虽住城镇，却在农村有亲戚，因此与农民常有来往，这使她了解不少农村生活，听过不少关于农民生活的故事。她当家庭教师的那家官僚地主，也使她进一步认识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一些中小地主对农民盘剥之狠毒，是目不忍睹的，这在《到哪里去》和《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两个短篇中有所反映。
在写长篇小说的前后，罗洪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特写，多发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和王统照编的《文学》、施蛰存编的《现代》以及《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等刊物上。王统照看了她这时期的小说后，曾写信鼓励她，说她的小说严谨，且善于刻画。1935年，上海未名书屋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腐鼠集》。关于这部小说集的书名，罗洪说：“这个书名，当时我起得很得意：《庄子》上有一段话：‘夫（宛鸟）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宛鸟）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我觉得用‘腐鼠’来比喻我这些不足道的文章还是十分恰当的。”这是她谦虚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里说，书中的故事都是社会给她的一个悲哀或个人生活的一点悲哀，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扩大起来，便成为笔下的小说。罗洪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从她在文坛上迈出的第一步，便把国家的命运，大众的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生命。
从上海回家后，她就动手创作长篇小说《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这部长篇的故事背景是故乡松江，小说通过一个兼做投机买卖的绸缎店老板的店铺的倒闭，描写了各种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故事。绸缎店老板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骗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剥削欺哄别人，在他店里存了钱的小户人家，有的竟郁急而死，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谓社会上层人物，表面上讲礼义廉耻，暗中却勾心斗争，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现实。一位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气氛比较沉郁，作者没有给故事安排一个结局。但它所给予读者的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收在里面的是表现方法、艺术构思有相似之处的几个短篇。罗洪对小说的特点十分注意，这几篇都是心理描写细致，采用朴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节一个横断面，整个结构严谨而完整。
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她异常苦闷的时期，民族危机像一条毒蛇咬噬着她的感情。这时用忿怒的笔，蘸着民族恨、国家仇，写下了《白的风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后两篇小说写青年人强烈的爱国热忱，着墨不多，人物内在的坚定和毅力也并不直接描写，但是很有感染力。作品里的主人公采取那种为祖国牺牲的方式，在当时还是有其教育作用的。《血》，写小舅子杀姊夫的故事。为什么要杀？这位三十岁的青年完全出于爱国，因为他的姊夫当了汉奸，替别国人加害于我们的人民，他说这样的走狗很多，“可惜我只杀了一个！”在法院，他详细地向读者讲了案情，并希望记者把这事写到报上，“让大家都知道身受别国人毒害的人是不大容易忍耐的”。这个可歌可泣的大义灭亲的故事，使记者感动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今天我们读来，虽觉稍嫌简单，但那熊熊的爱国主义之火也引燃了我们的感情。《白的风暴》有两万多字，背景是淞沪战役之前的生活，写印剧厂工人对现实不满，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反动派进行侵略。但小说被当局禁止，不得发表。后来，她作了较大的删改，收在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活路》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淞江附近的金山卫登陆。这时他们一家人就往青浦方向撤走，在一个小镇住了一个多月，又决定迁往后方。由于交通困难，经浙江时，在桐庐稍方停留。美丽的富春江，风景如画，枫叶似火，居民纯朴，可爱的祖国又在罗洪一家人的情怀里添加了新的恋情。
1937年12月，他们来到进步文艺家的集中地长沙。在报纸上，他们读到一些朋友的文章，也看到了文艺界的动态。罗洪他们第一个遇到的是鲁彦。大家都为中国能向帝国主义开战感到兴奋。在一个画报社的招待会上，他们见了张天翼，魏猛克、蒋牧良、齐同等人。
田汉长途跋涉来到长沙后，就跟鲁彦等人于1938年1月28日创办了《抗战日报》。日报的编辑部设在戏院的楼上，那里成了文艺作家的沙龙。当时，茅盾、张天翼、柳氵是、黄源、钱君（陶右）、朱雯等人都经常为日报写稿，罗洪也在上面发表散文和小说。
那时，郭沫若从汉口到过一次长沙，文艺界由田汉、孙伏园、杨东莼等人出面，举行盛大招待茶会。许多作家、教授、编辑、记者都来参加。招待会由田汉主持，大家济济一堂，开得空前热烈，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就在这次长沙之行，郭沫若为罗洪和朱雯写了一副对联：“忧患增人慧，艰难王汝成”。这是他在香港时作的四首《南下书怀》中的两句诗。
长沙，好像是个中转站，很多人并不打算在这里久居。那时，茅盾拟创刊《文艺阵地》，先离开长沙到汉口接洽，曹禺跟着戏剧学院去了重庆，黄源回新四军根据地工作，齐同带家眷前往贵阳。不久，罗洪也于1938年初离开，到桂林定居，因为一个省立高中要请朱雯教书。
桂林高中在离城二十公里的良丰，那里风景十分幽美，校园里有山有水，大山洞可容纳千余人。有条小河名相思江；有座小楼叫红豆院，这大概是因楼前有一株亭亭如盖的红豆树而得名。园里曲径通幽，小桥流水，颇有江南园林的情趣，据说是当年仿照大观园修建的。园里到处是四季桂，一阵阵香风扑鼻，令人陶醉。
朱雯除在学校任教外，还主编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于5月创刊，故名《五月》，刊名系由郭沫若和田汉所题，刊物由生活书店经售，但只出了五期，便因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而停刊。这个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是由罗洪担任的。
在这里，罗洪文思汹涌，思想活跃，写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汉口和长沙的《东方杂志》、《少年先锋》等报刊发表。
一到星期六，罗洪总想到桂林找朋友。那时风子在桂林排演欧阳予倩的剧本《青纱帐里》和阳翰笙的《前夜》。在凤子家里，他们受到过热情招待。暑假中，学校搬回桂林，他们遇到了为《新华日报》写通讯的白薇，以及阔别了六七年、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广西的王莹。丰子恺有时约他们聊天，他一面喝着老糯米酒，一面说诗论画。在他后来印行的《教师日记》里，有两处提到与朱雯对酌的情况。一杯糯米酒下肚，他有了兴致，为罗洪和朱雯画了一幅屏条，两幅尺页。
欧阳予倩、艾青、欧阳凡海等人来到桂林。救亡演剧队演出了几天，各地文艺界的朋友陆续迁移到那里，桂林便热闹起来。夏衍、林林、巴金、鲁彦、杨朔也都来到桂林。为了领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景，倾吐对祖国一片痴情，罗洪夫妇同巴金、鲁彦等人一起游览了月牙山、七星岩。
敌机开始狂轰滥炸后，很多人离开了桂林。罗洪一家老少，生活没有着落，也只得离开这座可爱的城市。他们搭乘路上几次抛锚的破汽车，用了五天的时间才到达广州湾。旅途的艰辛，给罗洪增添了不少生活经历。在那里等了三天才弄到船票。听着舱外海浪的咆哮，她做了两夜扰人的恶梦，最后来到香港。他们到《星岛日报》看了主编《星座》的编辑戴望舒，然后坐货轮到了“孤岛”上海。
罗洪夫妇过了一年半艰苦的流亡生活，又回到家乡附近的上海。看到光芒熠耀的霓虹灯广告和不分昼夜拥挤的人流，不免使她心潮起伏。在祖国的土地上，不论前方或是敌后，到处张着漫天的战幕，弥漫着不散的硝烟，同胞在流血、死亡，父兄在战斗、复仇！而上海，爵士音乐压倒了受难者的呻吟，色情的狂欢吞噬了多少人的意志！但地火在奔腾，潜流在澎湃！许多作家和文化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民族自卫的爱国运动。文学界的活动日益高涨。罗洪以笔为武器，继续投入这场民族存亡的生死搏斗。当时一个进步文艺刊物《文艺新潮》在连续发表朱雯翻译的德国H·列普曼的长篇报告文学《地下火》的同时，也连载了她的小说《后死者》。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发表她的《荒凉的城入《感伤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等作品。这些作品，连同在大后方发表的散文，编成《流浪的一年》，于1939年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本集虽然不全是流亡岁月中的作品，但多数作品流露着忧郁、伤感和悲哀。另一部分小说和特写，编成《为了祖国的成长》，列入巴金主编的“烽火小丛书”，于194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时期，《文汇报》晚刊，连载了她的长篇小说《急流》；此外，她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倪胡子》、《雪夜》等。
“孤岛”上海的进步作家，在敌人的屠刀下顽强地战斗着。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在编“大时代文艺丛书”，约罗洪为《十人集》撰稿。《十人集》辑集当时十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