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些，而摆脱现实生活的实录。当然，作家寄寓仆人的深切同情和对其弱点的讽刺，对社会揭露之深刻，隽永老练的笔法，都说明这是一篇成功之作。小说《旧雨》写青年女子的命运，读了它使人想起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小说主要通过李琳珊北上旅行，与大学将毕业的中学同学黄昭芳相会而展开的。她们一块到北京升学的六个人中的三个，由于恋爱而中途退学。有的作了太太，有的堕落，有的婚后受气，过着贫困的生活。小说并没有多少故事，主要是以对话传达着一切。黄昭芳是一位进步的女性，对社会，对现实有着自己的认识：“女人，真也难怪被人轻视，什么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结果仍是嫁人完事，什么解放，什么奋斗，好像恋爱自由，便是唯一的目的，结婚以后，便什么理想也没有了。”“什么恋爱，反正最后不外乎是结婚，可是结了婚，女人便算完了。”她一语道破的，正是“五四”运动后，所谓妇女解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妇女不能就业，没有经济上的真正解放，必然沦为男人的附属品，虽是一生奋斗，争得自由恋爱、结婚（就知识界而言，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妇女能如愿以偿的），但结果，除了生男育女，还有更悲惨的结局。抱着独身主义的黄昭芳就要毕业了，焦急地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她和李琳姗都怀念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中学时代。那时，“虽然也说不出希望是什么”，但“总有个空想的梦”，觉得将来是希望无穷的；“现在呢？从前的梦消灭了，新的梦也造不起来了”，“现在简直是什么希望也没有，只剩下谋生活的念头”。这便是她们，也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真实写照，是现实给一代人心上烙下的印记。当她们谈到加入革命党的萧英时，黄昭芳低声而严肃地说：“你说萧英信的主义，到底怎么样？实在说，我真是莫名其妙。”李琳姗说：“我觉得无论谁也不能不赞成，因为我们想不出另外还有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了。”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她们都承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太深，善于苟安，混日子。在李琳栅旅行的归程中，沉闷代替了来时的快乐，同学们各种各样而又不相同的不幸结局，都不时地在她心头闪现，她伤感地预感到自己也将是她们不幸中的一员。“她们走上的路，现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并且即使不情愿，迟早也非走上去不可。”虽然李琳姗已经现实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但她却景仰起有着自己信仰的萧英来。
这篇小说反映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并有深刻的认识力。苟安思想重重的李琳姗，最后对革命党员萧英的崇敬之情，这个结尾使主人公最终呈现出光彩，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张顺的犯罪》是写一个出身贫苦、没有自由、过着冷酷劳苦的军营生活的三等兵张顺犯罪的经过。他是独子，为了逃出没有工作，只有忍受不了的饥饿和压迫的乡下，背着父母当了兵。对此，父母没有责备他，希望他寄钱，救济家庭。生活无望的父亲，投奔儿子，希望能在北平混口饭吃。“连一块钱的整数都凑不足”的张顺，请假进城看父亲，但父亲偏偏跟拉车的表叔练腿认路去了。张顺被繁华大街的景色所诱惑，不仅忘了归队盯时间，也忘了一切烦恼。他是请假出来的，想到如山的军法，“身心都战栗了”，回去的勇气一扫而光，眼前是无际的黑暗。绝望中他产生了逃的决心。但他需要钱，可是善良的张顺既不敢明抢，又不敢暗劫，只希望有人可怜他，慷慨施舍他。这个念头经过三思之后，他终于决心扮演一个被劫的角色。他八个铜子买了一把修脚刀，然后走向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掩藏着黑暗的僻静胡同里。懦弱的张顺，“这时忽然勇敢起来，他毫不胆怯地实行路劫了。不过劫的对象不是别的人，而就是他自己，他的衣服，一件件地用自己的手剥了下来，这时刺骨的凛寒，已经使他招架不住而战栗了，可是那英雄般的决心，是毫未动摇的。”他用修脚刀疯狂地向自己的头颈和手背等地方胡乱划去，计划完成之后，凯旋似的奔向大街，边跑边喊：“捉强盗呀！捉强盗呀！”他被人群围起，尽管流着泪叙述其遭难，但没有人施舍他，希望破灭了。最后，在署长的反复桔问下，张惶失措的张顺，只得照实招来，终被从严法办。
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悲剧。读后，人们并不想笑，而是想哭。张顺不忍农村的悲苦和压迫当了兵，父亲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城市谋生。张顺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被黑暗现实压迫的结果。
以上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生活的。每篇结尾作者都未把故事写得山穷水尽，也毫不发挥，一切弦外之音，篇外之意，读者均可自己想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命运，读者可以自得结果。除《女性》以外的三篇小说，是描写下层普通人物命运的作品，这在沉樱的创作中，就篇幅而言，不占主导地位，但就其精神而言，是难得的，在沉樱的创作思想上，却占着重要地位。
尽管沉樱一再对我说，她的小说创作不多，内容不新颖；但我认为，这些作品毕竟是在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出自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之手，其中一些作品毕竟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感受、砚察、希望、追求以及爱憎，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人物毕竟带着历史流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烙印，即使按沉樱的说法，把那些小说看成“历史资料”，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关于她的早期小说，虽不是她成熟时期的作品，但历史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的作品毕竟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
五
不知为什么，1931年初，沉樱和马彦样离了婚。接着，她到了北京，认识了知识广博、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他学习上肯下苦功，翻译上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的精神，使沉樱受到很大影响。1934年，她到过日本，目的在于学习日本文学。在那里，她游历了不少地方，写下了《在日本过年》等散文。翌年回国，与梁宗岱在天津结婚。梁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她闲居家中，偶有所作。
抗战八年，她蛰居重庆，先在北碚，后移南岸，曾和女作家赵清阁亲密为邻。这时期，她在乡下得到了英文《伊索寓言》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因为当时书少，就反复读，英文的阅读能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先是以读为乐，后来试着翻译，希望将美的英文变成美的中文。那时她写作极少。但散文创作的代表作《春的声音》、《我们的海》却是被赵清阁逼出来的。
抗战的胜利，使她感到一种民族感情的解放。她兴高采烈地到了古都开封。1946年，在上海的赵清阁介绍她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之后，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国文，还在图书馆工作（在那里，她看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直到离开大陆。
这十年来，对沉樱来说，像一块不毛之地，创作上几乎没有收获。但她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人，除了家务，她的生命浸透了书本。
她是在抗战中带着孩子离开梁宗岱的。沉樱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六
沉樱，终随母亲、弟弟，并儿女到了台湾，好像人生的一个长梦，真真切切……
她住在苗栗县头份镇，淡泊的生活中，开始了对故乡的刻骨怀念，耳畔响着杜鹃声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呼唤。在大成中学，整整七年，以教书为生，以翻译为乐，走着人生的路。为了儿女读书，她移居台北，在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一晃又是十年。1967年，她六十岁，退休在家，微笑着寻找夕阳里的光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沉樱也一样，她喜欢小东西——小花、小草、小花瓶……她说：“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关于〈同情的罪〉》）所以连她在头份镇朋友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并以散文《果园食客》记趣，写尽了那片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风声雨声虫声鸟声，这使得她的“小屋”在台湾女作家的圈子里更加闻名。虽居台北，她却常到周围花木扶疏，四季竞秀的“小屋”里，在清晨和傍晚，在撩人感情的古庙钟声飞翔之后动笔写作。
对沉樱来说，大小创造和劳作都是幸福。她说：“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只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实际上，她是在创造。她又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沉樱的人生哲学。她一直都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工作。就在那座“小屋”里，她翻译了《爱丝雅》、《蓓蒂》、《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还编了《散文欣赏》、《观摩文选》等。
沉樱是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成员，虽然她极少参加活动，却与台湾的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潘琦君、钟梅音、刘枋等人过从甚密，同苏雪林、谢冰莹一样，被大家尊为“先生”。
沉樱执著于生活，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她善于布置居室，精雅有致，极富匠心，更会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