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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是火，是烈火……
她的生命，在真理与光明中微笑，在岁月的长河中永恒！注：
1985年3月30日于法国普罗旺斯
1987年修改于北京
1995年1月10日再订正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陈学昭
陈学昭
李杨杨
大海，奔涌着，像历史一样长远。人生犹如海浪，虽然短暂，却是其中的一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作家、记者陈学昭，历经沧桑，饱受社会与个人的幸与不幸，她一生的沉浮，便是历史的见证。早年，她到处流浪，为摆脱弱女子的地位，寻找真理；为不愿做亡国奴，参加抗战；靠着个人奋斗，从故乡，到上海，到巴黎，到延安…… 最终投入整个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从1924年在《时报》新年增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陈学昭的写作生涯六十多年，她用一支笔，抒发过个人对旧社会的愤懑，表达过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动派的强烈情感，赞美过大自然和母爱，描写过异国风情和他乡生活。当她找到真理，创作也跟着起飞了，她深入生活第一线，热情介绍新生活，歌颂解放了的人民。尽管人生旅途上她受过无数次打击，但她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一切行动中坚持向上向前，始终恪守“生存着必奋斗”的信念，顽强战斗与写作。她为读者留下丰富的作品：散文集《倦旅》（1925年，上海梁溪书店）、《寸草心》（1927年，上海新月书店）、烟霞伴侣）（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如梦）（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忆巴黎》（192年，上海北新书局）、《败絮集》（193年，上海大东书局）、《延安访问记》（1940年，香港北极书店）、《漫步解放区》（1949年，上海出版公司），中长篇小说《南风的梦》（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1949年，大连东北书店）、《土地》（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春茶》（上卷；1956年，作家出版社），短篇小说集《新柜中缘》（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诗集《纪念的日子》（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翻译作品《阿细雅》（中篇小说，屠格涅夫原著，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宁与文学及其他》（理论文集，1946年，东北书店）、《伏德昂》（剧本，巴尔扎克原著，1946年，东北书店），《鲍鱼奥斯加历险记》（童话，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面对如此众多的劳动成果，老作家丝毫没有满足，被错打成右派，十年动乱，失去的太多了。为弥补损失，她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1979年以来，完成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下卷，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续集，1982年，同上）和《春茶》（上下卷；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童话集《〈噼——啪〉及其它故事》；整理出1924年至1929年发表的散文，结集为《海天寸心》（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整理从1924年至1980年的散文、杂文、小说、剧本，结集为《蔓草拾零》（198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将1949年到80年代的散文结集为《难忘的岁月》（1983年，花城出版社）及《野花与蔓草》（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在文学季刊《百花洲》上发表中篇小说《错划以后》）等。
回首往事，陈学昭心潮澎湃，也许是因为一生坎坷波折太多太长，也许是遇到的同志、朋友、敌人太使她难忘，也许是她记忆力惊人，短短时间写出文学回忆录《天涯归客》（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浮沉杂忆》和《如水年华》（1981年，1986年，花城出版社）。女作家为我们详实地记录下她所经历的时代、事件和她本人在生命之路上所留下的脚印……
孤蓬漂泊
美丽的钱塘江是大海炫耀自己的威严、雄壮和神奇的橱窗，这岸边的海宁县城（盐官镇）便是陈学昭的故乡。
陈学昭本名陈淑英、陈淑章，祖籍河南演川，是先辈逃荒来到这里的。她于1906年4月17日（阴历三月二十四）生在这块为大海拍打的土地上。祖父作过满清丝行职员，喜爱绘画藏书，擅长昆曲、绰号“陈昆腔”，远近闻名。父亲在民国后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有民主思想。他身边四子，到了晚年才盼来一女陈学昭，家中称她“九弟”。
九弟七岁，父亲谢世，她便在慈母的溺爱和长兄弟们的管教下成长。严兄们对小妹立下清规戒律，准看什么书，不准看什么书，限制极严。但在母亲的帮助下，家里藏的古典书籍《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儒林外史》、《史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其他文赋诗词她都看了。因为吃饭看书，常常受罚挨打，但她不讨饶，宁愿受罪。这个家庭对她来说是“极多的温柔，极多的爱，极端的刻板，极端的单调”。（《工作着是美丽的》）
“五四”运动像拉开一块沉重的黑幕，使中国透露出一丝光明。那时陈学昭是高小二年级学生，和同伴们上街游行，反对卖国条约，宣传抵制日货。高小毕业后，虚报两岁，考入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并有幸认识了南通伶工学校校长、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受到他的关怀与帮助。1921年秋，回到发生巨变的家，哥哥们一个个结了婚。她在《我的母亲》中写道：“自从南通回来之后，我不知不觉的心已经由离家远行而受了一点小小的打击，同时反顾家庭情形，则更茫然无措，简直不知此后如何立足！而我的母亲已由好端端的人，变为不能自由行动的残废者了！我已经感受了生之悲哀了。我从此在家庭中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分。行动既不能随意随便，言谈也非有三分钟的思考不行！大概彼此的心腹中都蕴藏着一个板起面孔的圣贤，含着敌意似的对抗着呢！从此我不能不装起大人，好像风雨里的夜写，不再作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个呆板的，缄默的，寡言的人了。生的悲哀已彻透了我的心了！”十几岁的少女，在这种境遇下，孤寂、敏感、倔强的个性日益形成。
社会的挤压、家庭的隔阂，把她推出门外。唯一的慰藉是书和海。一头钻进书的世界，古典的、当代的、从外国翻译过来的，都如饥似渴地读，还常常一个人跑到堤岸上，望着无涯汹涌的大海，望着远去的点点白帆，沉思遐想。她多么渴望作一个自由翱翔的漂泊者。
为了早一点毕业，早一点谋生，她于1922年初孤身一人闯上海，插入私立爱国女学二年级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张琴秋，并通过她结识了沈雁冰及夫人孔德氵止。
1923年初冬，“有一天我看到《时报》上刊有征文通告，题目是：‘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我写了寄去，用了一个笔名‘学昭’。用‘学昭’。是因为我很喜欢读《昭明文选》，意思是学昭明。到1924年元旦登了出来，被录取为第二二名。我收到了《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的一封信，鼓励我多多写稿子给他们报纸。”（《天涯归客》）这便是陈学昭创作生涯的开始。初次在文坛露面，就引起反响，文章虽短，分量却不轻。她以洗炼、泼辣的语言，强调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担负的是同样的使命，大胆呼吁娜拉的行为“是新妇女的行为！”“是真正的妇女解放！”
从此，她找到了新的寄托。一张纸，一支笔能抒发自己的希望与理想，表达对人和社会的不满与哀愁，她觉得生命有了意义。不久，在女友陈竹影的影响下，她参加了文学社团“浅草社”。
从爱国女学毕业后，陈学昭曾到安徽屯溪隍阜乡下教书半年。1924年6月回到家乡，开始写《倦旅》，一篇篇投给《妇女杂志》，并与该社负责人章锡琛和周建人通信。过了夏天，来到上海，住在章、周二位先生住屋斜对面一间阁楼里，继续写作。秋冬，又搬到从事革命工作的张琴秋、沈泽民夫妇的住处，认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瞿秋白先生看了我已发表的几则《倦旅》，他鼓励我，还送了我一部李太白集，在第一页空白页上写了一些鼓励我的话。”（《海天寸心》前言）第二年，《倦旅》结集出版。
1925年初，陈学昭赴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不到半年辞职。后来到杭州，住在西湖岸边一座尼姑庵里专事写作。她把钢笔当画笔，写下优美如画的散文集《烟霞伴旅》。
离开杭州时正值夏天，陈学昭前往太原参加陶行知等人发起的中华教育改进会的第一次年会，会后与孙福熙、孙伏园一同去北京。刚到不久，陈学昭记得那是9月9日，孙伏园领她去看鲁迅。她曾回忆说：“大先生早已知道我熟识周建人先生，所以我一进门，他就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后来我自己单独去过好几次。鲁迅先生他们创办《语丝》，我也投了些稿，有时是散文，有时是诗。鲁迅先生很鼓励我。”（《天涯归客》）与鲁迅先生最初的相识，在她的生活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在京期间，她一边在北京大学听课，听过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李大钊的演讲，一边在黎明中学、适存中学教语文。
奉军入关，北洋政府加紧残酷统治，陈学昭离京南归，来往于海宁、上海和武汉之间，找不到适当职业，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