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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牢房里，她同其他犯人面面相觑，听着互相的呼吸或骂语；有时她趴在只有一线光亮的狱窗上，同站得很近的荷枪实弹的看守士兵谈话。杨刚说：“他们几乎个个深深同情我们，并且安慰我们说，总有一天局势会改变，那时我们就会重获自由；但他们这些可怜的丘人注定要倒霉一辈子。他们祈求专制统治者的末日早早到来。”有一次，杨刚同一位到屋檐下躲雨的少年兵攀谈：
兵；你们吃大麦粥，咸菜，不三不四的汤，比我们强多了；我
们每日两遍米糊糊加水……狗，他们全是狗。我们同你们一样，
也是犯人。你们还有释放的一天，我们得熬一辈子。
杨；你是干什么的？
兵；种地的。我们是庄稼人。
杨；你不能种下去吗？谁叫你当兵的？
兵：我们都快饿死了。种庄稼，什么也落不下。得交租子，交
税，还有种种捐款。真是混蛋，把命都快送掉啦。
杨：可是当兵也好不了多少呀，你们还不是等着饿死吗？
兵：当初谁知道呀！我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像这样给关起来挨
饿，反正都是死……
杨刚毫无顾忌的言谈和行动，使得所有的同牢女犯感到恐慌。她们警告杨刚：“你要知道你的案情不轻，你这样随便跟他们讲话，大伙儿都会跟着遭殃。”
以后，杨刚受审时，总是三个法官，后面站着两排荷枪的士兵，前面站着两条壮汉和一个老头儿，他们是等着毒打犯人，专门给犯人上刑的。桌前的地上放着绳子、木板、锁链和各种大小木块及叫不出名堂的刑具，墙上挂着刀和皮鞭。
敌人以轮番毒打和毒刑来检验杨刚的抵抗力，企图逼她招供。但她不是一个弱女子，死亡也不会使她屈服。
“我没什么可供的。随你们怎样吧。我既然给你们抓来了，就不打算活着离开警备司令部。”这是她的回答。
两个星期后，阎锡山的队伍全军覆没，要当总统的迷梦完全破灭，他的司令部离开了北平；于是，杨刚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监狱。
这次狱中的酷刑，没有磨掉她的棱角，她还是杨刚！那只是斗争的起点，一场小小的实习和锻炼。出了狱，她又回到燕大，多次参加北平党和团市委联合召集的西郊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的问题。她是唯一与会的女同志，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她是一个辩才。
在燕大，杨刚又呆了一年。她说：“这一年，我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胄我必须全力以赴地参加斗争。能继续工作下去是多么快乐啊！”工作，这是她的人生哲学。她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为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与潘训（漠华）、谢冰莹、孙席珍等作家往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北方“左联”虽然不像上海中国“左联”影响那么广泛、深远，作家也没有那么多，但它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翼，也是那个时代文学的火种和旗帜。
五
1932年秋，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结婚，还帮助二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走上革命道路。毕业前夕，她因与党组织负责人发生口角，竟导致退党（1938年重新入党）。关干这件事，她在一份自传中有过详细的说明，事情的经过是：大学毕业那年秋天，杨刚的同班党员都已经离开学校，党小组由一位性格古板、工作方法生硬的山东人负责。那时杨刚病后身体虚弱，需要时时躺下休息，不能工作，于是向他请假。这位负责人不仅不答应，还批评她“怠工”。杨刚当时组织观念比较薄弱，小姐脾气较重，就说：“你们说我怠工，我就算了。我不能工作，我退党”。负责人说：“没有退党的，退党就只有开除。”她受不了冤枉，气极了，就赌气说：“开除就开除，我受不了这个气……”这就是她“退党”的细节。对此，她做过自我批评。但实际上这个偶然事件，只是她气盛的表现。事实是，她不仅动员胞兄杨潮走上革命道路，同时还主动影响了周围的不少人。杨显东是她的同宗兄长。一位科学家，也是在她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服务于革命的道路，称她为“革命的启蒙老师”，至今还记着几十年前对他说过的话：“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萧乾和杨刚于1929年相识之后，就不断从她那里得到规劝和启示，成为他一生的挚友、益友和畏友。他说：“在帮助一个朋友进步方面，杨刚是一点也不吝惜气力的。我对人生远没有她那么严肃。在她眼中，我不是顽童，就是浪子。但是倘若没有结识她，我这一生弯路走得会更多的。”①正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她总是用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之火，用自己之心去照亮别人之心。
①萧乾：《杨刚与包贵思》。
毕业不久，杨刚到了上海，1933年春，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是年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埃德加·斯诺的邀请，回到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他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是中国新文学被介绍到国外去较早的一个译本。杨刚在斯诺的要求下，用英文写短篇小说《日记拾遗》，收入《活的中国》，署名“失名”。这篇小说是她短篇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后易名《肉刑》，于1935年发表在《国闻周报》上。
六
在人类的生活里，友谊不仅可以跨越国界，而且可以超越信仰。在北平学习与工作期间，杨刚与包贵思教授的友谊，就是这种友谊的典范。包贵思笃信宗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杨刚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包贵思的得意门生和朋友。萧乾感叹地说，这是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这种友谊，从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杨刚向包贵思解释、阐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的观点，还为她用英文写了自传。杨刚在她面前，总是大义凛然，旗帜鲜明，从不回避她们彼此信仰上的分歧。但杨刚的坦率，对事业的赤诚深深感动了她，并得到她的同情。这种“奇特”友谊，可从包贵思1952年在美国出版的描写中国的长篇小说《河畔淳颐园》（The River Garden of PureRepose）看出。小说中出现的那个中国女共产党员柳，是小说的主人公——美国女传教士简·布里斯答德的学生。柳的出身、家庭、学历、经历、思想性格里，都可以看出杨刚真实的影子，实际上有的章节写的就是杨刚，就连杨刚女儿有一段的生活安排都是一样的。小说里，柳把孩子委托给简来抚养。“七七”事变后，杨刚由于要离开即将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战，曾把刚三岁的女儿郑光迪寄养在包贵思家里两年。包贵思为孩子专门请了保姆，为“她规定了严格的食谱，告诉她吃饭个要有声音……见人问好，进屋之前要先叩门……后来还把她送进燕京大学附属的幼儿园。”①这些，在包贵思的小说中都有反映。小说还写到柳被特务打得遍体鳞伤，又遭追捕，简如何想方设法庇护她等等。这一点，又清晰地表现了包贵思对杨刚在政治上寄予的同情。
①魏斯特：《燕京与中西关系，1916—1952》。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艺术虚构，典型的创造，但包贵思的这部小说却是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研究和她真实生活的抄录。因此，在小说里柳和简的一些对话中，是可以找到一些对杨刚认识的佐证的。
出于真诚的友谊，当简问及柳在北方分手后的生活时，柳说：“我没有多少可以告诉你的，有很多事我不想告诉你……你是我的老师，也永远是我的朋友。现在，我尽量像个孩子对母亲那样对待你……你应该看到，由于革命工作，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相信上帝，可我心中有我的上帝——那就是几千年来受苦受难，如今才找到一线光明的中国人民。现在，没有人能夺去我们这份希望，这希望给我们一种任何恐怖和腐蚀手段也夺不去的力量。我们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失去的江山，战后再从军阀、地主、放高利贷的，以及傲慢的外国人和他们的走狗手里夺过来……所以，你看，我一直在到处飘泊，不是坐牢就是躲在什么角落里。穿得破破烂烂，半饥半饱。但我早已不在乎这些了。和同时代的其他同志相比，我个人受的这点苦难算不了什么。”简说：“听说你的爱人被炸死了，那也不算什么吗？”柳回答：“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我简直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把死的念头抛到脑后。”简又问：“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吗？”柳答道：“永远也做不完。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简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谈论柳：“我倾听她对我们时代种种罪愆的愤怒谴责，我无可反驳。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志们变得冷酷无情，我感到她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中。她没有一点悠闲的心情，永远也达不到恬静的境地。”读了这些，在柳的名下，我想到了杨刚。
包贵思对杨刚有深刻、准确的了解与认识，所以说她生来就是个叛逆者、探索者。杨刚投身于艰苦、危险事业的勇敢献身精神，使得这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佩。从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人道精神，进而对中国革命、革命者有了认识、产生同情，这不能不说是杨刚与她共同培植的友谊自然产生的结果。
七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