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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已散佚）等作品。
1944年以后，丁玲到边区文协从事报导写作，写了《三日杂记》。后来延安召开边区合作会议，会上，丁玲被丰富的素材所感动。不久，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田保霖》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请丁玲和欧阳山去吃晚饭。在晚餐桌上，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不久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向大家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兵。”
鼓舞和鞭策使丁玲迈开了新的脚步，她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紧张的采访活动。在杨家岭，她访问了从前线归来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给了她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帮助。丁玲说：“他表现出来的才智、细致，对于干部的爱护，对人民的负责，更给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丁玲：《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
她还访问了蔡树藩、杨秀峰、陈再道、陈赓、陈锡联等人。他们都很健谈，提供了丰富、动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窑洞的黑角里，一手扇着扇子，一手写成了《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她高兴得一边写一边笑。
这些朴实无华的作品，表现了丁玲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她犹如一个高超的画家，或轻描淡写，或酣畅淋漓，绘制了时代的画卷。
在桑干河上
“这些人真使我感动，我不能不深情地望着他们，心里拥抱着他们，而把眼泪洒在这难走的乱石涧上，洒在这片土地上。”（丁玲：似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1945年初秋，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于9月离开延安，徒步经晋绥解放区，年底抵张家口。她本来要去东北，因内战中断交通，只好在张家口停脚。人走进阔别多年的城市，情感却仍停留在老解放区的农村，连做梦，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丁玲的眷恋之情有了新的寄托，她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她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们挑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熟悉人。当她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已在她的头脑中描绘出来了。她说：“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豚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上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丁玲：《〈太阳照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当她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厉害，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坚持着写下去。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完稿了。
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上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国土改会议以前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翻身过程；小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村子土改运动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显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丁玲在创作小说中的人物时，立足于现实，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一真人。黑妮这个形象即如此。丁玲说，她开始在怀来搞土改时，一个地主的侄女长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里闪过一下，她向周围的人打听，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难，却被村里一些人视为异己。丁玲虽然再也没有见过她，但她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这个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广阔道路。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使丁玲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坛上得到了较高的赞誉。1957年以后，这本书跟着丁玲同样遭到了不公正的贬抑。
欢欣、忙碌，忘不了歌唱
1949年，丁玲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个春秋，在风浪的冲击下，她更加坚定、纯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联常委、《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务，倾尽全力完成党交给她的工作任务。
她曾作为中国作家和中国妇女的一名代表，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积极奔走。散文《旅欧散记》等作品，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她这一时期的活动和见闻。
新中国的明媚春光，热情、开朗、忘我劳动的人们呼唤着她，她决心用深情的笔墨描绘和歌唱她多年来梦寐以求，为之斗争的新生活。虽然事务缠身，她仍然写下相当数量的评论、杂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时代中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两个集子中。其中有宣传阐述党的文艺政策的演说和论文，有关怀作家成长的书信和报告，有缅怀革命烈士，歌颂英烈们丰功伟绩的纪念文章，也有歌颂中苏、中朝人民友谊的篇章。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压肩，仍尽量找时间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散文《粮秣主任》（1953年）、《记游桃花坪》（1954年）等。这些作品同样注重写人、写人的命运和人的内心，感情炽热，艺术手法精巧细腻。
在逆境中——不忘人民
丁玲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除她优秀的作品，为祖国解放而战的奋斗精神外，还有一点，即她遭受到罕见的不公正的待遇后，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不忘人民，执著信仰、不懈奋进的可贵精神。
1955年，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又把她定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连同在延安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写的《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一并成为反党大毒草，她本人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成了中国文坛上昭著的“罪人”。
消失了的丁玲，到哪儿去了？
她在人民中间生活，在北大荒劳动。
“对于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实和丰富自己”。（《庐山访丁玲》、《解放日报》1980年8月7日）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丁玲认为到北大荒不是充军、劳改。她拒绝留在北京，要求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她说：“我是个作家，不能离开社会，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孤独地写作，否则，我一定会苦闷。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嘛，我就在新的环境中做一个更扎扎实实的共产党员！”行前曾有人劝她，改个名字吧！免得不方便。”丁玲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风浪也顶得住，没有什么了不起。”语言铿铿，铁骨铮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妇带着“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先后在汤原和宝泉岭农场养鸡、养猪、种菜、锄草、扫盲，搞家属工作。她干什么都干得很出色。
丁玲到汤原农场后，遇上农垦部长王震视察工作。王震关心地让她当文化教员。在畜牧队，丁玲的扫盲成绩名列前茅。“还是老丁的队扫得最好。”——扫盲对象争相传颂她的先进事迹。她在生产队出墙报，一点也不马虎。为了画好墙报插图，她托人从外地买来不少绘画参考书，这些书放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在农场，她还是个有名气的养鸡能手。
十多年来，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老共产党。她实心实意地接受基层干部的领导，也开诚布公地提出对工作的意见，认真细致地帮助干部做群众工作，她成了基层干部的助手和参谋。
在农场，她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杜晚香》中的主人公，就是丁玲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丁玲将对她的了解和感情写成一篇散文，小心地珍藏在帆布箱子里，坚信在自己在世，或女儿、儿子、孙女、孙子时代总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丁玲、陈明夫妇，用自己的言行，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热爱，他们不再受人歧视，与人们平等友爱的相处。她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了解和熟悉各种各样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典型，一条条新的生命，在作家的脑海里跳动，涌向笔尖，落在纸上。她废寝忘食，起早睡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着创作素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已写了十万字的生活记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及若干短篇共十几万字也写就了。可惜在浩劫中，它们都已荡然无存。
1966年，空前的灾难席卷了全国，一个普通人尚难幸免，更何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