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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看她的画,“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
虽然她爱画,但“文学”却像一只磁性极强的巨手,牢牢地抓着她,“写作”是她倾心神往的目标。当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以其各自风格独特的新诗风靡文坛时,她的创作欲望就像一盆刚刚燃起的火,愈燃愈旺。于是,1924年,在大学里,在作画的同时,她开始以白话执笔为文,1月13日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接着又发表《资本家之圣诞》及杂感《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源(西滢)担任接待,凌叔华也在欢迎的代表之列。5月6日下午,北京英文教员联合会假燕京大学女子学院举行茶话会欢迎泰戈尔,这时,凌、陈第一次相见。之后,书来信往,讨论文学艺术问题。1925年1月10日,凌叔华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3月21日,短篇小说《绣枕》又在同一刊物(第一卷第十五期)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至此她创作的兴趣更浓,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外,也在《新月》月刊、《晨报》副镌、《燕大周刊》、《文学杂志》、《大公文艺》、《武汉文艺》、《文学季刊》、《开明》、《国闻周刊》及《中国文艺》上发表作品。终于在陈源(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迈出了文学生涯的第一步,是《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她“以一只善于调理丹青的手,调理她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平凡的,甚至有点俗劣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美玉。”1926年6月她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源结婚;翌年初秋,夫妇同往日本作短期旅行,后凌叔华留京都一年,研读菊池宽、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夏目漱石的作品及日本艺术。
凌、陈二人对于文艺有着一样的爱好,写作绘画、评文论艺是其一生中共同的精神寄托。据一位记者在《凌叔华谈陈源》一文中说,他们婚后不在同一书房写作。凌叔华创作总是对陈源“保密”,生怕这位批评家在她的作品尚未发表时,用冰冷的水将她的文思和创作激情之火浇灭;陈源写好文章后,也不给她看,只有一俟发表,才彼此相示。
1928年春,新月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现代文艺丛书”第四种),由陈源编定,他在《编者小言》中说:“在《酒后》之前,作者也曾写过好几篇小说。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炼,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集进来。”
1929年,陈源离京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外国文学系主任,凌叔华也随丈夫到武大任教,最初住在武昌西北的昙华林,后住在武昌美丽的珞珈山上,与另外两名在武大执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过从密切,结为好友,当时被称为“珞珈林山三个文学朋友”,又称“珞珈山三杰”。在武汉,凌叔华在授课之余,还努力创作;为了“搜罗华中文艺天才”,还主编《武汉文艺》。
凌叔华是一位气质娴雅、温柔、慈祥、谦逊、坦率而又热情的人,一些早年接触她较多的老作家,常谈起她的性格和为人。1967年,苏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华》一文里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当然免不了发胖,然而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1930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儿童短篇集《小哥儿俩》(“良友文学丛书”第二十种),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小书先是专打算收集我写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约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后,编辑者说这书篇幅小些,希望我添上几篇,这是后几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类东西,骤然加入,好像一个小孩子穿了双大人拖鞋,非常不衬……”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夏,日寇的铁蹄威胁着武汉,她随校迁往四川乐山,两年后到燕京大学任教。战乱给她带来痛苦,情绪不安。1938年春,她将自己的苦闷写信告诉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妮娅·伍尔芙夫人(Virginia Woolf),后者来信说:“Only works you can facethe war”,还鼓励凌叔华写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切身的事物。在创作上,她受俄国契诃夫和英国曼殊菲尔的影响。这期间,她写作不多,但对东方的艺术和戏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46年,陈源受国民党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代表。翌年,凌叔华带着女儿陈小滢到伦敦与陈源团聚,从此定居欧洲。她曾进联合国国际了解速成班学习并获文凭,后又在巴黎学习法文及研究印象派绘画多年。昂贵的巴黎生活,陈源的不及大使馆一秘待遇的薪金,这巨大的生活压力,把他们挤出了巴黎,只好住在伦敦,只有在开会的时候,陈源才到巴黎。在伦敦,她曾给大学讲授过东方艺术与戏剧,但这时期她主要从事西方文学和艺术的研究。
凌叔华素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她虽出身望族,却能吃苦。除了日常的家务操劳之外,为了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她不得不兼事“鬻文和卖画”。1956年至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和马来亚青年书局,出版了她的以中国妇女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以海外纪胜及文艺诗歌评介为内容的散文集《爱山庐梦影》。
侨居异国三十多年,她曾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地博物馆和新加坡、(木兵)城商会内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62年12月,Cenuschi博物院为了纪念已故院长、著名汉学家格洛肖特逝世十周年,她应邀在巴黎Musee Cenuschi举办中国文人和她自己的画展。这是轰动巴黎的一次画展。这次画展,除她自己的三十多幅画外,还展出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大画家董其昌、倪瓒、陈老莲、恽南田、傅青主、石涛、李(鱼单)、郑板桥、金冬心、赵之谦等人的名作,这些珍品曾印成纪念巨册。另外,还展出了她收藏的文物、文房四宝及金石。法国电视台、电台广为介绍,《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等大报刊均刊专文赞扬。法兰西科学院著名院士、作家安德列·莫罗瓦(Andre Maurois)特撰文介绍她的画。莫罗瓦的文章刊印在她画的明信片上。
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莫罗瓦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所谓文人画是画家借画中的事物来表现自己的灵魂、思想感情的一种画法。莫罗瓦介绍说:“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叔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亻叔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膝陇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
这段文字对凌叔华绘画艺术的评价是精当的。她是作家、画家,绘画活动是她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自己所作的山水花卉曾被波城和印城博物馆购买保存。1968年英国大英艺术协会也曾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在伦敦展出。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翌年法国政府令陈源离开巴黎乔治五世大街11号(11 AVENUE GORGE 5),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辞职,其家庭生活也愈加困顿,难以维持。
1967年至1968年,凌叔华在加拿大任教,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回英国后,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邀请,曾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专题讲座多次。1972年至1981年,先后五次回国,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作画写文,优美的散文《敦煌礼赞》(刊于《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集》)就是她参加了敦煌石窟后写下的佳作。她先后发表独幕剧,在香港《大公报》、《南洋商报》上发表介绍祖国名胜和文艺作品多篇。她也用英文写作,所写的一些关于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