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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近来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伦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
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里重复。但要真正解读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么，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所在。
王安忆引导我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她认定充满了生命压抑苦难又燃烧着希望光明骚动着的世界—一生命的本体世界。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
《岗上的世纪》最直接进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实的生命跃动面前，任何虚伪任何遮遮掩掩都显得无济于事。“性”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权力，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结合才构成了人的完整一样，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力铸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现在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里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里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他（我这里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
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里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
小小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
她请他帮忙开胯、扳腿。
她们触电般地接触。
她成了一儿一女的母亲。
她一片圣母般的温柔。
——《小城之恋》
王安忆小说中的叙事人称全是以第三人称出现，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很明显。叙事者通过自己的化身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她创造了这个宇宙，她在这个宇宙里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恶美丑在一种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这种异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的历史性观照，使叙事者完全变成了真理的缔造者。
《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经过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性爱之后，男人欺辱式地占有了她，尔后又甩了她，对她产生更大的恐惧。在叙事者眼里，那个男人便是无能的堕落者，女人便成了受害者，而已是叙事者眼里一个颇具母亲温柔又十分博大而神圣的受害者。
王安忆实际上是通过她的叙事向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她潜意识中早已认定了的价值观念：她认为中国现今的女人就应该如此。女性在整个人类中虽是一半，但她却又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虽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满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满足。但女人却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是空间”又没有“填塞空间”的动力。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因素。男人与做女人之间并无不同，而女人与做女人之间却存着尖锐的矛盾。在当今中国，做女人有时往往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力。在这种矛盾面前，女人试图找一条解脱的途径，她们结婚、生育，她们想通过家庭来确认个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愈加落入了陷阱。
“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妇女心理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上帝”。维护家庭的地位，忠于家庭，便是忠于职守。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在这方面就显得颇为典型了。她仍然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仍然是全知全能上帝一般把自己变成一个守道德的操纵者。
一个颇有素养的中年女教师，一味地将目光紧盯着她的丈夫，学她怀疑到丈夫有外遇时便采取了整天跟踪的方式，仿佛她的整个生命意义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让他全心全意像她一样爱护这个家庭，爱她。只有这样，女主人的心态才能永远保持平稳。她把家庭的稳固看作是她的天职，守住丈夫并管住他让他同她一块在她们共同开辟的乐园中寻求幸福，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乐了。可偏偏她的丈夫不是这样的。他穿牛仔裤和年轻漂亮女孩子下馆子，学跳迪斯科，他口口声声宣传要活得洒脱，而且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地尽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起来。当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女人整天跟踪着他时，他非旦不收敛，反而更加得意地洒脱起来。像与自己的女人做游戏一般地兜着圈子玩。中国的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娶个老婆在家，主持家政，但婚后马上就去寻求新欢，马上不满意，马上觉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而女人却不，她们只要拼命守住家庭，而缺乏男人的冒险精神。男人往往在一种冒险行为中达到快感，而女人永远喜欢过平平稳稳的日子。在她们看来，“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儿身给了男人”就永远属于他了，这种传统的“贞节”观，被男性社会规定为女人的荣誉。
“家庭”作为模式在中国历史悠久，按部就班的婚姻似乎为女人们找到了安身之处。女人结婚大都不是为了寻求爱的结果，家庭反而是葬送爱的场所。这些“淑女”型的太太们，大凡也不是为了爱，而是通过家庭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提高妇女自己地位和巩固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致起来了。巩固家庭秩序意图只在于巩固它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这样家庭成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无时无刻地控制着各种社会生活，当然也控制着王安忆的写作活动。
王安忆让自己的女主人公自动放弃社会职业，自动离开生产领域，首先在经济上沦为男人的附庸，那么她本人就有希望女人走回家庭小天地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