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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就似懂非懂地看起来。小说中广阔的世界使她惊奇和神往，她觉得文学家真可爱，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从那以后，她读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凡是出版的新书，只要能够弄到的，她几乎全读了。她最喜欢《青春之歌》、《红岩》、《欧阳海之歌》和《青年近卫军》、《卓姬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说：“这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我世界观的奠定和文艺观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古丽娘的第四高度，对于启发我不畏艰险攀登文学高峰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我觉得文学应当帮助人们的精神变得高尚，帮助人民铲除一切自私和不道德的东西，去保卫和建设自己的祖国。”
小学五年级那年，她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我们学作小医生》。不久，她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编辑的来信，叮嘱她千万不要骄傲。这位编辑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她不仅是抗抗少年时代学习写作的引路人，今天，仍然是她创作的老师。她考进中学以后，又发表了记叙文《五彩的墙壁》和《采茶》。她较早地开始创作实践，并且看到了自己掌握文学形式的可能性。
二
1963年，张抗抗考上了浙江省的重点中学——杭州一中。当年，鲁迅先生从日本回国后曾在此任教，现在校园里还设有鲁迅纪念亭。张抗抗高兴地迈进了这所学校，但是不久，她就感到了社会、学校对她的冷漠：班委委员的“职务”被罢免了；与家庭划清界线这个要求，不断地向她提出，而对她多次的入团申请，却是考验了又考验；政治考试她虽然和同学们的答案完全一样，却只得了三分；政治老师认为，关于“如何同家庭划清界线”一题，出身不好的学生，答得再好也不配打五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连参加国庆游行的资格也没有了。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也过早地成熟起来。当然，那时她还弄不明白为什么社会越来越向“左’倾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她感到幸运的，是她在中学的三年时间，遇到好几位极好的语文教员，使她受到较好的教育和文学熏陶，使她懂得了祖国语言的美，文学遗产的丰富和宝贵。她的作文经常被拿到班上作范文分析，还得过年级作文比赛第一名。她在回忆那一段生活时说：“像我这样一个被人另眼看待的‘丑小鸭’，也只有亡语文老师那里才能得到一点温暖、鼓励和关怀，至今我还感激我的几位语文老师。”
那时候，学校每年都有文艺汇演，她和同学一起自编小话剧参加演出，像《斗争在继续中》、《地下少先队》等，这些戏都表现出作者的才能和天真活泼的心灵。
她在少女时代，爱好十分广泛。她喜爱朗诵诗、演戏、音乐和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她更喜爱读文学作品，特别是童话和苏联的名著。
社会、学校、家庭和书本，不断武装她的头脑。尽管有父母、老师、同学的爱，但现实中许多无法理解的矛盾，使她决心执行“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的崇高格言。
从那时起，文学就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她确立将来一定到工农中去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她甚至有过不念高中，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的打算。
到了十六岁，正是她狂热地接受外界思想的时候，十年动乱便开始了。报上那些激烈的极左宣传，一个个骇人的浪头，把她卷进旋涡，又一步一步地把她从父母身边卷走。
三
《海瑞罢官》的大批判开始以后，她躲进阅览室，写出一篇万言的批判文章，题目是《〈火种〉必须批判》，批判艾明之的长篇小说《火种》。尽管她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但她却指责作品严重歪曲了工人阶级的形象。她不是超人，她和当时千千万万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青少年一样，犯了时代的通病，历史的通病。但她是个善于思考的青年，十多年过去了，她一直记取当年这个幼稚病。在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讲了当年这个教训，并且说：“今天我回忆这件事，感到难为情。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刚刚开始寻觅真理，就在混乱中迷航了。当我到工农中间，经过十多年的磨练之后，我才明白当时轻率狂妄的指责，是多么幼稚无知。1978年夏天，一个作家访问团来到哈尔滨，我去看望一位诗人。她把我亲切地介绍给他同屋的艾明之的时候，我脸红了，惶惑不知所以。我很想问他，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干过的那种蠢事，你会原谅吗？我犹豫了好久，终于没有说。因为老一辈文学家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永远不再重复那种可怕的年代。
在那疯狂、是非颠倒的最初年月，她在学校狠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狠批“封、资、修的大毒草”，回到家里，却帮助父母把所有“封、资、修”的书籍转移出去；她日夜提心吊胆，怕有人抄她自己的家；批判别的“黑六类”子女，她照样不肯落后，但又怕批到自己头上；社会上破一四旧”、“大民主”的轰轰烈烈的气氛，使她产生对斗争的渴望，但又痛恨和担心斗争到自己家庭的头上。
她和当时的青少年一样，参加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大检阅。她扎着短辫，背个黄书包，整天在外边东奔西跑，抄大字报，听大辩论，看批斗会，喊口号，光阴就在这种狂热中白白地溜走了。
妈妈不愿女儿这样混下去。有一天，妈妈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在农场劳动时卜水救人牺牲了，妈妈便带着女儿前去采访，女儿的心灵被触动了。她为英雄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你只有十六岁》，在报上发表出来。这首诗体现出十七岁的张抗抗初步形成的人生观：一个人的生命要为人民发光。
当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青少年可干的事情不多了，她便开始从家里保存下来的书籍中寻找精神寄托。从书林里，她认识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并爱上了他们。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她是硬着头皮读完的，因为她不喜欢这部书。
书本上的东西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她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她决定离开城市，离开家，到外边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1969年，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来到外婆家附近的水乡插队。妈妈从“牛棚”里偷偷带给她一张纸条——“我的小鹰长大了，你飞吧，飞到高高的蓝天中去练翅膀……”
富庶而美丽的水乡没有给血气方刚的女孩子带来欢乐，为争工分吵架，为种自留地奔忙，很快就使她厌倦了。当支援边疆农场的名额一下达，潜伏在心里的远走高飞的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她迫不及待地报名去黑龙江，踏上了冰天雪地的征途。
火车开动了，月台上下一片哭声，她却没有掉泪，书包里藏着从家里偷来的一本书——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前面是什么呢？她想着——自然是铺满鲜花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在上面打个滚，花粉会落在唇上……
四
然而，现实是严峻而复杂的，在边远的黑龙江也是一样，她厌恶在艰苦和困难面前怯懦退缩的人，同时，也为当时恶劣的生活环境而感到不满。生活中为何有那么多虚假丑恶的东西呢？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她说：“天真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充斥当时文坛的文化专制主义……这一切，都使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但却找不到答案。”
正因为她善于思考，她才能从痛苦中自拔出来。
1971年9月，林彪倒台时，张抗抗正在杭州探亲。尽管人们沉浸在兴高采烈之中，但政治空气仍然咄咄逼人。不过，她毫不灰心，坚信春天一定会来临的。第二年年初，她写了一篇散文，叫《北大荒早春的歌》，表达了当时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复杂情感。
1972年夏天，她在砖厂劳动的时候，以她亲身的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它也确像一盏灯，使作者自己在北大荒朦胧的黑夜里看到了光明，使她认识到重新学习创作是有可能的。
当时，农场生活中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是不多的，别的女孩子都在织毛衣，她却削铅笔；人家扯皮聊天，她却作笔记；每逢假日，连队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串门玩耍，她却趁此良机静静地写上几天。
冬天，她参加伐木队，进了久已向往的东北大森林——小兴安岭。每日清晨，她起得很早，事先磨好斧子，上山就拼命地干起来，一天任务半天完成，余下的时间就看书写作。那黑暗的帐篷，杨木杆儿搭成的床铺，烤不干的棉（革兀）（革拉），对她都是那样亲切。当湿的树杆儿在她枕边萌出嫩芽的时候，诗情画意便从她的笔端流了出来，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散文《大森林的主人》和短篇小说《小鹿》。
四年过去了，她在农场种菜、压瓦、伐木、搞科研，当过通讯员……生活中有过艰辛曲折，学习和创作也有过酸甜苦辣。写字没有桌子，只好趴在炕沿上写，垫在膝盖上写。后来捡到一张人家不要的破炕桌，她在桌面上贴上鲁迅像，又包上一层透明的塑料布，每天作笔记，好像鲁迅先生时时都在望着她。她的业余创作，也遭到某些人的中伤和诽谤，什么“名利思想”，什么“成名成家”，常常扣在她的头上。她咬着牙，顶着别人的白眼写去。农场没有书读，读文学书还会惹麻烦，她就啃《中国通史》。只有回到杭州探亲的时候，才算回到书的乐园里。父母想尽办法借书，一家人互相传阅、朗读，并且争论不休。在假期里，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红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