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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罚�1981年又出版散文集《海内存知己》。
自从赵淑侠真正拿起笔之后，时至今日，再也没有放下。在阿尔卑斯山之麓，在属于她的紫枫园里，当家人还在熟睡的清晨，或已入梦乡后的静夜，她便坐在静悄悄的房子里，用笔疾书胸中的苦乐，及对故国的思念和关怀。“在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迷失了、摸索了那么久之后，我终于又找回了最初的道路，这段路程曲折、艰辛，给我的欣慰与悲伤，都不是他人能体会的。”她还说，“我不是弄文学的科班出身，也不属于任何流派。我写，只因为我有要写的感情，有要说的话，有愿为文学奉献的狂热和忠心。”写作的路没有尽头，像一位马拉松运动员，这一次，上了征途，她要跑到底。她不怕别人批评她的作品跳不出忧患意识的框框，她凭着良知，甘做文坛上的独行客。“写自己想写。要写的东西，不替谁做啦啦队，也不受任何形式的影响，无论你流行什么，我就写我认为对的。”但在流派繁多的文学王国里，她不排斥任何流派，认为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社会里，“任何文风都有存在的权利”。不过，在风格上，在艺术上，她选择质朴之美。她认为文学至少要做到与大众沟通：“欣赏文学不该是少数人的专利，在宇宙的掌心里，每个人都是天地的子女，如果他或她想借文学来滋润滋润心灵，我们何忍故弄玄虚，用艰涩的文字跟他们打哑谜？……因此，不故作艰深，以平易但不失谐美的文字表示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与读者大众尽可能的融合沟通，是我写作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我的文学观是：好的作品不单要问怎么写，也要问写什么？假若不能两全的话，写什么比怎么写来得更重要。一个作家虽用不着口口声声的强调社会责任，但使命感和责任的自觉是不能没有的。”（《从嘉陵江到赛纳河畔》）她还说，“作为一个作家，只对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思想忠实是不够的，他必须对创作的良知也要忠实，必得承认他对人群和社会负有责任……”关于小说创作，她又说：写小说，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解剖人性和透视社会问题的工作。如果一篇小说的目的只是说故事，不给予故事里的人物生命，那么，故事说得再离奇动人，也只是在讲故事，不会引起看书的人‘予我心有戚戚焉’的真实感。”（《当我们年轻时·第二本书代序》）文学应该多给人以希望，不要让读者坠入绝望的深渊。赵淑侠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书中众多的人物形象，都在她“浪漫朴实”的笔下，栩栩如生。我们从她的作品和她关于文学创作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她具有朴素的“平民文学思想”。
正是因为赵淑侠有着作家的良知，在她锲而不舍的追寻、跌倒了爬起来的坚韧、执著与自信中，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添置了砖瓦。这之后，她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小说集及长篇小说《赵淑侠自选集》（1982年，台湾黎明文化公司）、《故土与家园》（1983年，九歌出版社）、《春江》（1984年，台湾论坛出版社）、《翡翠色的梦》（1984年，九歌出版社）、《人的故事》（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赛纳河畔》（1985年，台北纯文学社）、《雪峰云影》（1986年，台北道声出版社）、《湖畔梦痕》（1986年，道声出版社）、《童年·生活·乡愁》（198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及《赛金花》（1990年，九歌出版社），共十七种，数百万字。她的作品集和长篇小说共有十三种在中国大陆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她曾荣获各种文学奖，1990年她的长篇小说《赛金花》在台湾又获中山文艺创作奖。1992年，她的散文《当我万水千山走遍》在北京获“首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游记征文徐霞客奖”。这是她“苦学成功”、“自学成功”、挣扎奋斗的结果。
赵淑侠是小说写作的大手笔。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多是独具魅力之作，显示了一位作家不凡的才华。短篇小说《赛纳河之王》写一位忘我的理想主义者王南强。因为他是“老巴黎”，在赛纳河畔生活的资格最长，所以人们称他“赛纳河之王”。他背着画箱漫山遍野地跑，画山，画水，画树，画风，自称是大自然的儿子。他不为世人理解，尤其不为中国人理解，饱经苦难、孤独和寂寞。他进过巴黎艺术学院，但同几位洋教授都吵翻了，当着很多人的面，撕碎注册证，称洋人的绘画是旁门左道，自己才是正统。他孤独而寂寞地生活着，追寻着，宿舍成了“展览室”，“天天开展览给自己看”。他是一个被人视为“怪物”的人，时时事事，反其道而行之，与“潮流”作对。尽看中国古书，热爱祖国文化。他的画，其题材、意境和风格，离不开我们的中国。他善良，宽厚，忍耐，苦干，面对那些嘲弄、误解也不在乎，他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将中国艺术推向世界画坛。但是，他死了，在喧哗的文化之都，在寂寞的赛纳河边……这时，人们才赫然发现，他的画是“用生命画的，不是用笔”；他的画既有西方的积极和热情，又有东方的深远和含蓄。死后，他才走向世界——著作得以出版，画展隆重推出……这是一个令人悲伤，又令人深思的故事。小说写的是艺术与生命的价值和社会人情，背景在巴黎，实则在中国，在中国历史深层的背甲里。当我们正为画家的早殁而痛苦的时候，突然，我们发现画家的女儿背着画箱出现在巴黎街头。这时，我们抹一把眼泪，悲凄地走出复杂情绪的罗网，迎面而来的——是中国的精神和希望。
“狂人”之歌
赵淑侠的《春江》是一部故事发生在国外，内容却不是描写留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里的主人翁刘慰祖变为刘浪，使人想起聂华苓的小说《桑青与桃红》。刘慰祖是一位受尽家人和朋友溺爱的将门之子，曾梦想循规蹈矩地成为一个好儿子、好朋友、好丈夫。但是，当他发现人的虚伪、现实的虚伪之后，他的思想便陷入无法自拔的苦恼陷阱。于是，他愤世疾俗，他要报复。他给小狗起名叫“真理”，因为社会上丑恶多真理少，狗“诚实，比人强，叫这个名字可以羞羞人。”他在外流浪十年，连一个字也不给家里写；从欧洲回到台北，正赶上祖母祝寿，他从墙上爬过去，背着大背囊，站在客厅里，对几十个人说：“别跟我假惺惺，我恨虚伪，恨造作，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该多好呢！……哼！你们这些只晓得锦上添花，只懂得拍马、作假的人，我劝你们快回家去得啦！你们不都有个家吗？蠢人！”他对祖母和父亲说：我不叫慰祖，“我无祖可慰，也不想慰了。……我叫刘浪，我情愿流浪，不愿意‘慰祖’。”“我有足够的理由恨你们。”“我的人生被人破坏了，我也不能叫那些破坏人的人过得心安理得。”真是痛快淋漓的鞭答，呐喊，抗议！这个刘浪，使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不同的是，刘浪是现代社会中的“狂人”，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从封建社会杀出来的逆子。
刘浪背着沉重的包袱，从台北出发，走遍了世界他认识的所有地方。那时，他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在他眼里，世界是一个美丽的发光体。现在，他是流浪画家，是“无根的一代”，或“流浪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在他的感觉里，到处都一样，都和台北一样。他曾经年轻过，快乐过，真心实意地爱过；当他发现了世界的真实之后，他的天地突然崩溃，刘浪成了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的“苦恼的现代人”。“历史的包袱是很多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负担，无奈历史又不能抹杀或回头，而改过的新面貌该受到欢呼和信任。因此我们必得挣脱历史的压力。”“……人不能从过去里走出来是很悲哀的。希望在前面，不在后面，人要创造历史，不要被历史埋葬。原谅是最高的美德，”这是作者在小说“序”里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感情。从这里出发，“刘慰祖”经过“沉沦”式的探索和寻找，最后又回到“刘慰祖”那里，“狂”和“变态”终于恢复正常。刘慰祖站在歌德堡的纳卡江大桥上，看着滔滔江水，觉得自己也是这汹涌狂流中的涓滴，哪有本事跳出？于是酸楚攻心，怅然欲泣。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做‘流浪’干什么？怎么做也不会成功。想逃开所有的人哪！办不到的。真的，老弟台，听我这个傻快乐一句话：做不到，绝对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从世界上逃去……”刘慰祖将回到原来的地方，回到他曾憎恶过、仇恨过的人群和历史中，也以虚伪游戏人生，在现实的手心里，“开始新的人生”，因为那里有等待他待继承的事业，有他的祖母、父亲、继母和妹妹……《春江》的结局意味十分深长。赵淑侠在《序》里最后说：“刘慰祖只是个象征，其他的人物，甚至这个短序中的‘年长者’之类的，也是象征。”是的，《春江》的象征意义，概括了一部社会历史。
本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时代病”在青年中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病在不同的国家其病源不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刘浪不是“嬉皮士”、“崩克”，有时他是“现实”的，有时他是“狂人”，但他是“中国式”的。刘浪是现代意识里的人物，赵淑侠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迷惘在现代社会里的典型形象。
为女性评说公道
赵淑侠另一部长篇力作《赛金花》，是有别于《我们的歌》、《春江》、《落第》等另一种追求和尝试。一个作家不应永远保守自己不变的风格，要开拓，走新路。数年前我见她时，创作《赛金花》的思想刚刚萌生不久，其资料的搜集也才开始，而几年后相见时，一部三十六万多字的长篇小说，已在两年前成功面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