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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疮痍，还没有来得及荡涤的种种黑暗腐朽的场景，给刘真留下了极悲痛、愤恨的印象。
部队进入四川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敌人化整为零，穿起便衣，目夜残害老百姓。刘真在一个连队里，参加了川南和顺县狮子滩大大小小的剿匪战斗，在战斗中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九岁参加革命，在战争的风烟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刘真，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经历了太平年间人们所不可能经历的磨难。农民家庭、革命队伍、同志的情谊、敌人的残酷，陶冶了刘真的性格和世界观，也像一部历史的洪流，汇成她创作的源泉。
当有机会动笔写作的时侯，过去可歌可泣的生活首先涌到她的笔端。《好大娘》里描写一位革命的老妈妈，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料战士们的生活。日本鬼子“大扫荡”，作品中的“我”（即小刘）和部队失去了联络，在敌人搜捕的时候，老妈妈舍生忘死地营救她，掩护她，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敌占区背出小刘，找到自己的队伍。《我和小荣》中的主人公就是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十五岁的小王，部队里的“小鬼”，出生入死地通过敌人封锁线传递文件的小交通员，一个是十二岁的女孩小荣，普通农民的女儿，也是个小联络员。这一对孩子既勇敢机智、乐观顽强，又天真纯洁、活泼可爱。在《核桃的秘密》里，作者索性给主人公起名叫刘贞儿，写这个小女孩一件不光彩的故事。在太行山八路军干部学校里学习。有一次偷吃了老百姓的生核桃，又苦又涩的黄水从嘴里流出，难受得真想哭。核桃的主人，一位老妈妈，听说是八路军学校里的一个小干部偷了她的核桃，不但不准别人责备，还特别带来四个熟了的核桃给她。这位老大娘相信共产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八路军。《弟弟》写一个叫长生的男孩子，向往革命，参加了八路军，在战斗中迅速成长，最后光荣牺牲。《英雄的乐章》着力描写的是在战斗中成长的英雄张玉克，他和“我”—一清莲，从童年起就结成了朋友，在战争中，他们多次分别又会见，走过了少年、青年时代，结成深深的爱情，但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张玉克在解放的前夕，献出自己的生命。《长长的流水》通过小刘的回忆，讲述了“红小鬼”小刘与李大姐之间动人的革命情谊。倔强、调皮、有点自高自大的小刘，因为当过宣传员、交通员，被敌人逮捕过，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喜欢学习，在李大姐严厉亲切，以身作则的影响下，逐渐克服了自己的缺点。……这些以太行山区革命军民斗争为生活背景、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带着明显的自传痕迹的作品，是刘真前期生活的艺术再现。作品中的少年英雄，从宁死不屈的小赵，勇敢机智的小荣，到主人公“我”，都使人感到，不是作者自己就是和作者一起战斗过的伙伴。那些好大娘、好大姐、好领导不正是作者成长过程中，保护过她、哺育过她的人民群众和同志么？军民的鱼水情，战友的同志爱，革命者的崇高的思想品德，阶级敌人的残暴无耻，在刘真的作品中都得到充分反映。
粉碎“四人帮”，刘真又一次从黑暗中闯过来，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回太行山看望养育她的父老兄弟，她仿佛又回到难忘的过去，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散文像泉水般涌了出来，这些作品，同样有着当年太行山生活的印记。
太行山不但养育了刘真，而且浇灌了她的作品。
三
1941年，刘真刚会写字读书，就开始写日记，以后从未间断。1948年，写了两篇文艺通讯，一篇写的是野战部队通过黄泛区碰到五六里方圆一陷就到大腿根的泥泞地。刘伯承司令员已经跋涉过去了，可是二百辆拉着炮弹、子弹的马车，过不去了。刘司令员带头返回北岸，把弹药扛在肩上，大家齐心合力艰难地通过了牲口过不了的泥泞地带。这篇文章就叫《二百辆军械车》。另一篇描写大别山人民救护伤员的动人事迹。这两篇处女作印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文献上，这以后，为了配合斗争，刘真还写过一些小剧本。
1951年，刘真在一个师里任文工队队长。部队入朝作战后，上级为提高她的文化水平，艺术水平，派她到东北鲁艺文学院学习。她来到哈尔滨，在戏剧文学系进修。这时创作了第一篇小说《好大娘》，刊登在《东北文艺》上。这篇小说完示出刘真生活的厚度和创作才华，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它获得了1953年儿童文学三等奖。宋庆龄、邓颖超亲自发给她奖品，使刘真受到很大鼓舞。
一年后，刘真被鲁艺推荐到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进修。在这里，每一个学员都有一位老作家辅导。刘真的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儿童文学作家严文并。刘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大姐》、《我和小荣》都是经严老师看过，多次提出意见，再经过刘真多次修改写成的。提起严文井，刘真说：“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难得的好老师。他读了我写的每篇文章，都一点一滴详细的提出意见。总是告诉我，叫我消化了他的意见，变成我自己思考出形象生动的语言以后，再改动作品。他从来不动手改我一个字，他说：‘创作不能代替，这样才能把你锻炼得更会走路了，形成自己的风格’。实践证明，他说的多么对呀！他是多么懂得如何辅导问！”
《春大姐》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突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说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十分激动地回忆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修改《春大姐》时，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就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写不好文中的一个媒婆。我参军以前还很小，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没做过地方工作，不熟悉媒婆们的生活细节，可是写不好细节，作品就会概念化。怎么办？严文井老师说，拿给老赵看看吧，他熟悉农村这一类人物。过了几天，严老师对我说；‘老赵看了，他很高兴，说这是来自生活的作品，愿意和你详细谈谈。’就这样，二十三岁的我，竟站在老作家赵树理的面前了。他向我介绍了媒婆们如何耍花招骗人，还非常耐心地替我出主意，想办法，设计情节。他又说又笑，一直讲了半天，好像许多媒婆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还找不出适合的形象与细节。最后，还是赵老师替我创造了一个媒婆。他整整三天什么别的事情都没干，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修改这篇小说上。严文井老师说：‘对于没有生活基础的作品，赵树理是不爱的，也不会这样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字风格统一起来，还怕有破绽，叫你自己再改改，顺一顺。’赵树理老师的成全、爱护和他那无私的帮助，使我很感动，我永远也不能脱离生活来胡编烂造。”
文学讲习所三年的学习生活，在刘真的创作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她能够把多年丰富的生活素材变成白纸上的黑字，能够把自己头脑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用语言生动地刻画出来，她能用作品打动读者，感染群众，没有起码的文学修养，不会调动文学手段，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青年作者刘真有较好的条件读书、学习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听取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特别宝贵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得到十分具体的指导，亲身感受文学创作的规律。刘真说：“文学讲习所三年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为过去即使有自学的条件，我也不懂怎么自学才好，我那点文化水平太可怜了。”
1954年，刘真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写出了《小藤篓的故事》、《核桃的秘密》和《在我们村子里》等短篇小说。《在我们村子里》描写土改后的一个村子，农会主席于保祥贪污腐化，又为村里的坏人李老相利用，把持了村里的政权。民兵队长王大发盲目拥护这些变了质的领导，更为村里的黑暗统治增加了力量。刘真的爱憎是分明的，她不间断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在1956年就敏锐地觉察到农村斗争的复杂性，特别痛恨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丑陋的势力。虽然，她是不会赤裸裸地写那些反面的东西，但她会毫不客气地鞭打现实生活中邪恶的一面。
在江南，刘真始终怀念故乡和童年战斗的生活基地。1958年，她凋回河北，深入农村，在徐水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基层生活，使她很快就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刘真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性格是说真话，作为共产党员作家，良心就是为党、为人民负责。”看到农村日益滋长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不良风气，她按捺不住了。一年前，她曾因《论鞭打》和《在我们村子里》这两篇揭露了阴暗面的作品，被打成直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批判，1957年的教训使她深知，用笔来战斗是困难的，只能换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人民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向省委的两位书记反映了徐水的情况。虽然省委进行了调查，并且说：“你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调查的结果，比你反映的还严重得多。”但她到底还是被认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而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下放到猪场去劳动。临走前，刘真得到的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在猪场改造好了，不再看阴暗面，不再反映问题了，再允许你去见人民。”
打击接踵而来，1959年，她应《人民文学哟稿，写了《英雄的乐章》的初稿，正准备修改，却被强行拿去在《蜜蜂》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英雄的乐章》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典型在全国展开批判。有的说：“小说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乐章’”、是“私情的哀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有的说是“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