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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代表。
《女友》是以1957—1958年大炼钢铁、大抓“右派”为背景落笔的，但写的是几个时代近四十年的故事。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出生活悲剧，当然悲剧完全是社会造成的。战争年代，艾米霞和袁峰在文工团里是一对相爱的充满青春活力的革命青年，但解放后，历史无情地把他们拆散：因袁峰被划成“右派”，他们离了婚。他们曾是美满的一对，袁峰是爱情的播种者，艾米霞是个幸福的收获者。但是，当袁峰被推进痛苦的深渊时，是艾米霞又给他添加了痛苦的内容。她失去了爱情，在漫长的岁月里才感到了心中的荒凉。二十多年，坎坷复坎坷，他们都在苦难的折磨之中生活、辗转。“文化革命”使袁峰倍受其害，他从死亡里活了过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都落实了政策，可是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虽然冰消了，雪化了，袁峰彻底平反，又回到C城，在报社干起老行当，但他和艾米霞的共同生活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历史报复了她一下，给她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她的灵魂在嚎啕！“她是在失去袁峰以后才真正懂得了爱情，才更强烈地爱上了袁峰。”可是时间和生活都是无法挽回的。
这是一出悲剧，无论是对袁峰、艾米霞，还是对社会。人们只能从中吸取教训，也许教训就是唯一的“补偿”，因为教训会使人变得聪明，使社会得到发展。
贺抒玉另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佳作是《琴姐》。杜鹏程评论说：“这篇作品，不追求时髦，没有曲折的故事，也没有‘爆炸性’的效果。她全力以赴塑造的依然是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写出了那勤劳、质朴的品格和内心的美以及她平凡的、值得人深思的感情和经历。从人物塑造，题材选择以及艺术风格来说，既保持了她的作品固有的优点和长处，又有了新的发展。”评论准确、得当。这个短篇反映生活的“真实和深切”，人物形象的“可爱和生动”，确属令人难忘的成功之作。
贺抒玉塑造了不少妇女形象，这是她创作上一个显著的成就。琴姐是一个典型。她不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子君或爱姑，也不是庐隐、泳女士（冯沅君），以至于老舍、巴金、曹禺笔下的女主人公，也不是白毛女或赵树理塑造的妇女形象。琴姐从苦难中跋涉出来，她属于自己的时代，属于中国辽阔的农村，到处可以看见。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就是这样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真真诚诚、“土里上气”的人物，为国家养儿育女、操持生活，背负着中华民族前进。
小说是通过许多平凡小事、生活细节来描写人物的。琴姐爱生活，是一位闲不住的人。自从她来到“我”家，每天一早就把大杂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开了个小菜园，一有空就松土、拔草、浇水。每次吃饭，一端起碗，她就想起了家乡的亲人，便说：“你知道，咱家乡过年才吃顿好面；这大地方，天天是过年的茶饭。你的命好，早早就到这大地方，享上了社会主义的福。咱山圪崂，何年何月才看见社会主义呀！”她讲的是实话。琴姐善良、单纯，心直口快。当孩子在说笑中把稀饭吐了一地时，她板着脸说：“造孽不！”“你们知道庄稼是怎样来的？粮食是怎样打下的？”当孩子把面条例在桌上，她便揽起来用水洗净自己吃了，并说：“我们山圪崂，怀抱娃娃也吃不到这么好的面食。”她批评我忘了过去，“把孩子惯坏了”。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样的感情。琴姐为了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倒她，三个儿子就是三只虎，在她心里比百万富翁还要满足。解放战争时，做军鞋全村数第一，她是望着晨光的升起而成长起来的。她曾说：“年轻的时候，把世事想成金枝玉叶，谁知道只是一场梦！”她有过梦想，但历史没有让它变成现实。她从小就会剪窗花：喜鹊、鸽子、牡丹、菊花、五谷丰登，她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地生活了一世，最后似乎满足地告别了这个色彩变幻的大千世界。
这篇小说，作者有时写得幽默横生，有时写得凄婉沉痛。主人公没有神化，作者没有掩盖琴姐由旧社会带来的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烙印。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多找了她二毛钱的那段故事处理，使琴姐的形象更加真实、饱满，有血有肉地活了起来。
没有风格，就没有艺术。贺抒玉是一位在创作上有风格的作家，而且她作品中那种朴实无华、清新淡雅、浓郁的乡土气息的艺术风格是一贯的。这种风格是她的艺术追求，是她特有的生活、气质、环境和历史形成的，它属于艺术创造，属于艺术之美。但她前期和1977年后的创作其深度、广度不同。她八十年代之后的创作很明显地溶进了她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但它们不属于“伤痕”，用杜鹏程的话说：“通过这些作品，你会思考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中一些使人深感不安的问题。”无疑，这就是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她没有一时“轰动”文坛所谓“爆炸性”的作品，但从文艺美学的意义上讲，她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耐咀嚼和回味的，它们有生活和人生深刻的一面——“使自己变得美好些，使人类变得美好些，使明天变得美好些。”
一个作家，只要沉在生活里，艺术创造力就不会枯竭。贺抒玉的创作生命总是跟着时代的轮子运转。她不停地追求，因此她面前才有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不是死胡同。1986年，我读了她两篇新作：短篇小说《晴朗的星期天》（1986年《延河》第三期）和中篇小说《隔山姐妹》（1986年《延河》第十期）。《晴朗的星期天》写一个刚张开理想、事业、青春、爱情风帆的省报青年记者刘才一天的生活——平平常常的生活。他是一个“凭本事吃饭，绝不寻门钻眼”的青年，单纯，充满了事业心。“青春的活力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刘才拥有这种资本。他刚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某县梁书记的感人形象在全省引起反响。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梁书记另一面的形象（实际上，这是本质，是真象）：他正积极走省里的门子，调大学刚刚落榜的儿子到省城工作。对此，刘才惊愕不已，自然，现实是一种清醒剂。他被讥为“井底之蛙，没有见过大天”。刘才憎恨两面派的“两面哲学”。然而同一个问题竟摆到他的面前：一个朋友，为调女朋友的弟弟到省城工作，求他去走关键人物梁书记的后门。诱惑和迷惑，信念和力量，铸成人生矛盾，苦苦折磨他。普通的一天，多么不普通的感触：上大学时，曾费尽心解过书本上许多难题，此刻，他才理解，最难解的题不在书本里，而在生活中。他无法预料生活的新课题。“但是，他相信只有潜入海底的水手才能真正懂得大海，如果他只是站在岸上观望和欣赏大海的魅力，那他只配做舞台上的歌手，而永远做不了大海中的水手；不，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大海的怀抱里去！”这是结束，一个没有答案的结束。
普普通通的一天，当今社会“普普通通”的事——社会的沉疴！无孔不入的传染病，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机体。从这一点来讲，这是一个到处存在的大主题。这是值得深思的。刘才撕去了台历上旧的一页，他期待和思考着新的一天——那将是什么？
中篇小说《隔山姐妹》以浓重的抒情色彩写了一对同母异父姐妹不同的生活道路。在风云多变的社会生活中，各有其不幸。小说以姐姐惠娟染上肺癌后迎击死亡为主线展开情节。惠娟一家——轻浮的儿子、离婚的女儿，妹妹惠美一家，及小保姆，生活不同、地位不同、遭遇不同，但他们有的忠厚，有的善良，有的淳朴，每人个都是当代生活里有着不同思想、情绪的一员。像贺抒玉以前的作品那样，小说不是写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人们每天经历的“故事”，但它涉及了革命、家庭、婚姻、爱情、思想、事业和由于社会的变迁所引起的人们思想的变化，奋斗与创造，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共同绘成现代生活的画面。人道主义，亲情之爱是感人的。惠娟的丈夫长她十六岁，但她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夫爱、父爱、兄长之爱、同志之爱，几乎是人生全部的爱！”“战场上，他是严厉的指挥官；家里，他是温厚的丈夫。她对他的爱和尊敬化作无尽的思念，咬着她的心。”惠美的丈夫吕林被打成右派，明知冤枉，还要轻生，这时惠美说：“上刀山，下火海，我跟着你！这叫什么连累，既是夫妻，就该同安乐，共患难！”还有那一对母亲留下的银手镯和亲人之间所谓心灵感应——眼皮儿跳，都是中国传统里亲情之爱的象征。但生活里不永远只有爱，不永远只有鲜花。世界是矛盾的，社会是矛盾的组合。
“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军人，九死一生的英雄汉，最后咽下的
竟是人生的苦酒。”（这是惠娟的丈夫——一位高级干部的归
宿。）
“谁有你的命好，老头子还在台上，又是闲差，冬天跟老头子
去南方，春暖花开再回来，多自在听！”（是说另一位高级干部，一
个普通的存在。）
“能上一个台阶是一个台阶，他有了地位，你的日子也就好
过了。人凭衣衫马凭鞍，婆姨凭的男子汉，这话一点也不假。不
管到啥时代，女人就是凭男人。”“我们院里许多女同志就怕他男
人把官丢了，千方百计拉关系，为男人保官。……人在台上和台
下完全是两回事。你放开缰绳让他跑，他还不到五十，再干上十
年，准能升个厅局级干部！”（惠娟的这些话，也有代表性。）
“你讲了一辈子良心，生活也不会给你什么恩赐，陈旧的观
念！”（惠娟儿子的话，又一代人的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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