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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集；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淑妃文绣的一生》（199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战争启示录》（上下卷；1995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集《生涯》（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男人的弱点》（198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及《柳溪中篇小说选》（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长篇传奇小说《燕子李三传奇》（198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大盗燕子李三传奇》（1985年，花城出版社）、《超级女谍——金壁辉外传》（1987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及散文集《若梦集》（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另外，还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新港》、《长春》、《新苑》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散文、特写、报告文学《李宝大婶》、《霞辉》、《窦老乐赶会》、《海河之滨》、《“红玛瑙”大战“五子登科”》等。从这个作品简表，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由于柳溪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所取得的成就，还可以异常明晰地看到她那条含辛茹苦、一生多蹇的道路。
柳溪擅写短篇小说，二十多年的“犯人”生涯，使她不得不偷写长篇小说，而且中篇小说也成了她的所长。善良的读者，为她的成就而庆幸，又为她的不幸而同情。兴奋之余，我们还要握着她的手，含着泪说：“活过来就好。这就是一部作品……”
文学是生活、思想的反映。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就不会形成真实正确的思想，这样，作家也不会创造出真实感人、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柳溪的短篇是其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照，是生活土壤里长出的花朵。当我们读她五十年代的小说时，虽是时过境迁（尤其国家政策的巨大变化），但给人的思索似乎还是比较深远、广阔的。
柳溪把河北人民视为养育她、疼爱她的再生父母，把曾留下过她年轻的足迹、青春的倩影的华北大地，看作自己的至亲骨肉。她的小说的根须，就深植在这块可爱的土壤之中。
孙犁在她的短篇小说集序里说她的“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画深刻，其学足以成之。时有嘲讽，发人深省；亦富娓娓，听者不倦”；还说她的作品有着女性作者“不易有的豪放”之气。这是气之相熟较深的老作家所作的言简意赅的宝贵评论。
从能看到的三十多篇短篇小说中，可见柳溪对农村生活积蓄之深厚。只有其深厚，选材才能精，方能避免单调、简单或重复。柳溪小说的题材是丰富的，她的视野是广阔的。她的绝大部分小说虽然写的都是农村牛活，但没有雷同的现象，每一篇都有其独有的深刻性、新鲜感。读她的这些小说，就好像生活在农村一样，各种活生生的人物都围到你的面前，都争先恐后同你对话，他们毫不隐讳地表现着自己，以自己的喜怒哀乐触动你。有的人物，你爱他；有的，你恨他；有的，同情他；有的，你可怜他。这是柳溪艺术上的成功，但这种艺术却是生活和思想的升华与再现。
文如其人。风格即文格，文格就是人格。柳溪的小说，深厚之中有豪放，有的还透着辛辣。在生活里，她从不回避矛盾。这种性格，就表现在她的创作之中。《爬在旗杆上的人》的创作与发表，就是她这种性格的典型表现。这篇小说是以河北饶阳五公村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背景材料写成的，耿社长实际上就是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化身（因此，不少人把这篇小说又称之为特写）。她写在五十年代，不是八十年代，而且还是在被审查之中。这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勇气，终使它击败当时强大的“社会势力”，作为文学领域中的一篇历史见证，存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
柳溪的这种人格，实际是一个严肃作家的创作原则。一个作家，无论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都应当尊重历史，进行客观的真实的描写，那些虚假的，脱离历史真实的虚构或夸张的“作品”，只能是历史长河中一个时期的漂浮物，总要在一个河湾的岸边停下来，默默地腐烂掉。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她和刘真等作家到河北大名县深入生活的一桩事。当时这个县有一位红得发紫的假劳模，欺上瞒下，人人怕他，但却是这个县委年年上报丰产的“王牌”。柳溪不顾一切，给中共河北省委、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写信，忿怒揭发这个假“劳模”的罪恶和包庇他的县委，最终使正义得到了伸张。这是她没有写成文字的小说，这其中的人格，同她的文格是完全一致的。
她的《鸭官陆文骏》，是一篇充满了人情、令人难忘的佳作，朴实、自然、细腻、真切、动人。小说以陆文骏为中心，另外还有两个人物：金苓（苓寡妇）和她的儿子铁柱。六十多岁的陆文骏一辈子没有娶过妻。他年轻时是一个身躯魁梧漂亮的小伙子、干活的能手，村里的姑娘们都偷偷地爱着他，同伙的男人羡慕他。那时他与二十二岁开始守寡、比当新娘时还美丽、丰满、娇媚、更有风韵的金苓相爱，金苓还怀了孕。他们斗争、反抗——不仅要面对几千年来人们因袭而来的世俗的攻击，更要遭受杀人不见血的封建宗法与道德的屠戮。金苓的族长向她宣布：“第一，要嫁，必须嫁到外村；第二，只有她的小儿子才是财产的继承人，财产不能由她带走；第三，儿子是她夫家的后代香烟，不能由她带走——而且永远不许她看见他。”她的父亲信奉“好马不被双鞯，好女不嫁二夫男”，干脆扔给她一把菜刀和一根绳子，意思是——宁可让她自杀，也不许她改嫁。他们不能结婚，也不能远走高飞。金苓被迫坠胎。在社会的残酷压迫下，金苓为孩子，陆文骏为他们母子俩，这一对相爱的人儿，便中断了关系。但他们的心，一直向往着，相爱着。“春雷一声响，世道变了”，后来还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因铁柱长大了，当了社长。这时陆文骏已经悲凉地跨入了老年。他为自己无依无靠的处境而悲哀。忽然有一天，田铁柱请他入社，又当了养禽队的负责人。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使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时常在心里闪现的对金苓的思念，最后也就成了现实：金苓的儿子——田铁柱社找，主动让母亲到陆文骏那里，于是完成了一个时代的美满结合。
这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变化中的社会观念，歌颂了纯洁、专一的爱情和新的生产关系下的人性。在中国新文学里，关于寡妇再嫁的主题并不罕见，但这篇小说透露出的人情味、人道的光芒，使它增加了感人的艺术力量。小说不仅表现了历史，就是在当代和未来高尚的爱情、家庭生活与社会道德的逐渐完善中，也有深意。
小说《我的爱人》，描写护士朱淑贞，经过思想斗争，最后决定与一位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榴霰弹片夺去双目和左手的军人结婚的动人故事。这是一曲伟大爱情和高尚灵魂的颂歌。姑娘护理残废军人之后，并与他将要告别时，流着眼泪说：“……我是发愁我走了，谁给你穿衣，帮你吃饭；不给你派通讯员，谁给你当眼睛，当手杖呢？”她做出与他结婚、终生伺候他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仅出于革命的责任感，而更有人道力量的驱使。他，一位为人类和平流过血的战士，应该享受爱情。她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残废人，永远看不见她的美貌，但是她深刻地懂得，爱情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心灵感受。这类题材不太好写，容易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但柳溪写得相当成功，以情动人，似乎把我们带入了被爱情的阳光照耀的君子国，那里到处是美和温馨的情操。
柳溪的短篇小说有较广阔的生活视野。在她的笔下，既有栩栩如生的具体描绘，又有或细腻或豪放的抒情。在《爬在旗杆上的人》里她写道：“这个地区就这么怪：干旱的时候，庄稼灰塌塌的全拧成了绳，地上一踩就冒起一股烟，水满的时候呢，到处都积满了水，房檐的椽本全发了霉，长出了蘑菇。现在靠微的雨像罗面一样，仍然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原野一片混沌迷茫、没有一个人影……”读到这一段，就会知道，这该死的雨，给正在收割的谷子带来了什么后果，故事就是从里展开的。“蔚蓝的河面上，阳光像火蛇一样。小船的箭把它撞碎了，随人蛇的幻灭，水面上迸发了无数的金点，颤抖着，揉碎着，耀得人眼发花。在晚霞的辉映中，雪白的鸭子，迎着落日，在水面上扑着翅膀，拍着羽毛上彩色缤纷的水珠……”（《鸭官陆文骏》）这里写陆文骏上任后到河里放鸭子的情景，实际上是写他的心清。“……屋里刷得四白落地，大红的木器家具，使人耀眼欲眩，炕上新毡条，新被褥，墙上挂着奖状、大美人的画片，桌上摆着半导体收音机……”这么平实、亲切的几笔，使人感到这是多么真实的农家景象！但这只是《骨肉》中语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在其结尾，我们又读到：“我又流下泪来，但这是欢乐的眼泪，我真要擂起胸膛，向故乡的山川宣誓：我骄傲我有一个农民的儿子，留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传宗接代，让他成为真正农民的骨肉，替我报答抚育我的农民！”这又是何等豪迈！而又一转：“夜色清凉如水，天街澄澈晶莹，我如醉如痴地伫立在月光之中……”又把我们从感情波涛里，推向冷静，悠远的思索中。
这些语言，这些描写都不是孤立的。它同整个作品的背景、人物、性格、结构组成一个整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不是文字游戏），没有成功的语言，便没有风格，没有成功的艺术。仅从这里顺手拈来的例子，可以看出柳溪语言运用上的功力。
八
由于历史的原因，柳溪后来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中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