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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长到十岁，早已超过了上学年龄，但她的智力还未得到开发。为了上学，这年夏天，郑敏跟随母亲回到北京居住。十岁才上小学一年级，确是太迟了。按照年龄和个头，她被编入小学四年级的一个班里上课。学习一段时间下来，成绩很差，免强跟班也不可能，周围的同学们又常常嘲笑取闹她。这对一个从小就娇生惯养的独生女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不愉快的学习生活大大刺激了她，她不愿意在这儿继续学习下去了。母亲非常着急，暑假时，请来了补习教师，为郑敏补习小学课程，母亲倾尽全力为这朵迟开的花浇水、施肥。郑敏的功课很快赶了上来。开学后，母亲为她转了学，到了新学校，郑敏的成绩在较好的水平上，跟班上的同学渐渐熟悉起来，来往也多了。从此，她开始了较之过去广阔而舒畅的少年生活。
北京的生活留给郑敏的记忆是深刻的。她每天坐洋车去上学，对拉车的车夫们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感，她后来创作的许多诗中的艺术形象是取材于这一时期的生活的，如《人力车夫》、《清道夫》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祖国国土沦丧，广大人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郑敏的父亲也无法在六河沟煤矿安身了。他辞去了煤矿的工作，全家搬到了南京，父亲先在安徽蚌埠，后又到了淮南煤矿工作。郑敏随母亲在南京定居下来，跳一级，考入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初中一年级。
中学阶段的学习，开阔了她的眼界和胸怀。她阅读的兴趣很浓、很广，世界知识、世界文库，她都广泛涉猎，以满足急速膨胀起来的求知欲。与此同时，她还深受一位国文老师和地理老师的影响，对文学和世界各地的知识产生较为浓厚的兴趣。她的字写得并不好看，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很强，得到老师的青睐。她经常写些讽刺小品。一次，教育局长来学校演讲，告诫学生们不要只讲权利，要多讲义务。从小受父亲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郑敏，对此很反感，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教育局长的观点。
抗战时期，郑敏到了重庆，入沙坪坝南浦中学学习，在孟子孙老师及进步同学的鼓励影响下，参加了一些学联组织的进步活动，她参加这些活动的思想动机是很朴素、朦胧的，仍然限制在争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内。
1939 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学习外国文学，入学后又转人哲学系，攻读西方古典哲学。西南联大是一所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学校，那里集合了不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的思想敏感，学术空气活跃，各种社团遍及校内外。活生生的现实，如大海的浪花猛烈地冲击着郑敏稚嫩的心灵。她一方面感到社会的冷酷和严峻，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一方面又迷惘和困惑，她决心作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渐渐地远离社会斗争的漩涡。她把自己的愤懑、忧悒、彷徨和期望，倾注在内心，她开始写诗了。
冯至先生是她的德文老师，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她始终和冯先生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她经常把写好的诗拿给冯先生看，冯先生也不断地给她指点和鼓励。她的诗，在一段时间内愈发多起来了，大都是抒情诗，登在昆明的报纸上。
污浊的现实与郑敏纯真的幻想，猛烈地碰撞起来，她十分茫然，内心非常苦闷。“今后的路，将如何走下去！”她开始了深深的思索。最后还是采纳了父亲的意见——去美国留学，继续攻读外国文学。
1943年，父亲卖掉房产，为郑敏凑足去美国留学的路费，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郑敏只身一人，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入美国布郎大学学习。到美国以后，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断绝，她不得不半工半读。
四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紧张的竞争充塞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渗透到每个人的毛细血管中，郑敏对这里的生活环境很不习惯。为了糊口，她匆匆忙忙地上完课就忧心忡忡地赶去做工，然后，再拖着疲乏的身躯走回宿舍。”这和她多年来幽静的书斋生活十分不协调。郑敏先在一个小饭馆为老板收款、算帐，因为她的数学不好，加上心情紧张，所以第一天下来就错了帐，郑敏感到不能靠吃这碗饭过活。后来又改去首饰厂穿珠子，为工厂数电容器，给饭馆洗碗。穿珠子或数电容器都是十分紧张的劳动，干起活来，连厕所都不能去，吃饭也得在原地吃，每天有定额，而且不能有误，如果出了差错，就要扣除工资。
在美国学习期间，她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争得人格的尊严，是多么的刻不容缓呀！郑敏在半工半读期间，不仅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尝到了生活的困窘和艰辛；而且处处遭到别人的白眼和冷遇。刚到美国时，她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见她很穷，时刻提防她，恐怕她交不起房钱，最后还是把她赶了出去。郑敏只好又搬到青年会宿舍去住。在艰难度日中，她结识了不少华工，与他们眷恋祖国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漂流了大半生，积攒了一些钱，渴望抗战胜利后回国看看，但国民党当局却百般刁难，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有些人经受不起，只好又返回异国他乡。郑敏对这些父老同胞，寄予深切的同情。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更使她激动不已，她思索着自己将来的命运和归宿。
1950年后，郑敏转入伊利诺州立大学继续读研究院，直到1953年，才完成英国文学硕士论文，获布郎大学硕士学位。这时，她已跟学习自动化原理的中国留学生——童师白结了婚。美国对这些科学工作者看管得很严，每三个月就要向主管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使当局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一个假日，郑敏夫妇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兴奋。她顿时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腰板硬起来了——民族自豪感，在心头油然而生。中华民族新生了，郑敏夫妇和千千万万游子的心也复活了，想方设法也要回到祖国去。他们先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书，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准离境，后又同意离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内，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明明是阻挠。但思念“母亲”的心太切了，夫妇俩毅然决定丢下两人辛辛苦苦筑起来的“窝”，匆忙启程。索绕在他们头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身边去。“母亲”再穷，也是自己的，儿女是不会嫌弃的；美国再阔也是人家的，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郑敏曾说：“在美国过的总好像是试管婴儿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回国后，她被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工作，壮志未酬，报国之心正盛。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狂风暴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斗争……郑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静地、真诚地看待这一切，慢慢地也被卷进去了，她诚心诚意地接受改造，有些想不通的地方尽量想明白。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郑敏的思想感情与理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祖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每天都有“卫星”上天，亩产“超千斤、上万斤”，她欢欣鼓舞，自己也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白天她跟大家一块劳动，夜晚灯火通明，跟农民一块参加夜战，她精神振奋；但回到村里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农民被迫拆房砸锅，愁眉苦脸；自己每天只能吃两餐白薯，广大农民更是连瓜菜也填不饱肚子。她在思想上产生了问号：“这样跃进能够持续下去吗？”但这种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行动还得尽量跟上。1960年她从文研所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以后又参加“四清”运动，两次下农村，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她和广大知识分子一道经受了考验，虽几经折磨和摧残，总还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今天她虽已年过七旬，但属于诗人的心却是永远年轻的。
三
郑敏是抗战后期崛起的大后方学院派青年诗人中的一位。她与杜运燮、穆旦等属于昆明湖畔的一组，被称为和谐的“三重奏”，“杜运燮比较清俊”，“穆旦比较雄健”，“而郑敏最浑厚、丰富”。1949年唐氵是在《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中谈到郑敏的诗及其风格时说：“郑敏的诗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的一刻历史性的平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于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流涌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静凝。”她是一个“用清明的数学家的理智来写诗的诗人。……在她的诗中，思想的脉络与感情的肌肉常能很自然和谐地相互应和……她虽常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萧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
郑敏的早期诗作大部分写于1943年前后，即她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194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之———郑敏《诗集》（1942—1947），共收录其六十二首抒情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类。
抒情的诗，这类诗主要是通过意象表达作者情感生活方面的经历，特别是内心的波动、疑虑和领悟，如《晚会》和《怅怅》。这类诗在整个诗集中的比例不大，因为作者很快就被一些内容更深刻的感情所吸引，转入思考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人生感受和疑虑，如《寂寞》、《云彩》、《幻想曲》等。诗中充满了对立感情矛盾，作者却将这种矛盾在艺术中统一和谐起来；更多的是对内心矛盾、矛盾中的思考、感情上的冲突的描写。从这组诗里，看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作者内心感情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