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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打石的孩子。那时香港到处开山，爆破之后，一些女人和孩子再用锤子将石头敲碎。他们的十个指头都用破布包着，可是锤于常常砸破自己的手指，弄得满手都是血。“有一个藤厂的学徒，住在我家对面。”黄庆云回忆说，“他的工作是洗藤条、破藤条，而他常被师傅用藤条抽打得鲜血淋漓。他挨打的时候，哭得叫人揪心；师傅不在的时候，他唱歌唱得令人兴奋。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她还有一些同学，有的是织毛衣的、绣枕头的、织灯笼的，还有的是做小媳妇的。黄庆云在他们眼泪里浸泡着，于是那块纯洁的心田，便生出对罪恶的控诉，对弱者的同情；人类最善良的感情——人道主义，就在这时慢慢滋生。
“在我很小的时候，好像从每个小伙伴的背后，看到他们都拖着一条尾巴——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些都化成信息，投进我不大开窍的脑子里，而后来，又是一呼即出的人物。”黄庆云的总结，是她童年生活的主要方面，自然是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黄庆云的父亲曾留学日本，读专科学校，回国后当过绘图员、测量员、教员，还做过小生意，经常失业，可他是个逆来顺受的好好先生。妈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也当过教师、小职员，店员。可是这么一对，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慢，一个急，一个柔，一个刚。父亲是个乐天派，天塌下来当被盖；妈妈却忧柴忧米，事事操心。妈妈只让她和姐姐努力读书，怕“玩物丧志”，连玩具也不给，小狗、小猫、小鸟更不许养。没有玩的，姊妹俩便以看别人劳动为乐：看菜农挑水浇地，竟要等到人家把池塘的水挑干才走，可池塘是永远挑不干的；在街上看小店里包粽子，也是要看到不包完不离开。对于幼小的黄庆云来说，世界是新奇的，充满了幻想和色彩。
五岁那年，黄庆云有个故事，那完全属于她的独创。她从小胆子就大，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她走过钻石电影制片厂，人家正教学员练习表演“偷视”，她也站在那里看热闹。有人也招呼她试试表演，她竟得了一百分。人家问她要不要学电影，她一口答应了。可是那时她连个名字还没有，只有个乳名“妹妹”，于是人家便给她起了个名字“黄梅”，并且，几个月后这个名字竟在电影学习班的证书上出现了。在学习班里，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哭泣”二字；这时，一个青年学员走到表演台上，手里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灰色长衫，边哭边诉，——他哥哥在沙基游行示威时，被帝国主义枪杀了。他伤心的哭
声，感染了所有的学员，黄庆云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流着泪，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几十年后，她不止一次描写沙基惨案，成了她作品中的重要故事。以后，她在《爱河潮》里拍过一个镜头，在儿童故事片《小循环》里，也拍了几个镜头。爸爸妈妈知道后，她的艺术生涯也便结束了。但这一段有趣的生活虽然很短，却是她写作生涯里很长的一章。
黄庆云有个姐姐，可以说是她唯一朝夕相伴的“朋友”。亲姊妹间的最大乐趣就是互相讲故事，总题目是《两姊妹》。内容是姊妹俩如何帮助穷困的家庭做事，主人公就是她们自己。她回忆说：“我们把看到的一切劳动——种菜、烧火、上山砍柴、打石子、包粽子，都编进故事。有时姊姊讲，有时我讲，讲完一段又一段，没完没了。凡是我们在一起，就秘密地抢着讲，晚上下了蚊帐不睡觉，窃窃私语，甚至上厕所也一起去——为了讲故事。到了他们能用字写的时候，就用算术本子那小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到了对画画有兴趣的时候，又把那故事一套一套地画成连环画；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还演出……”这些最简单的故事，是她们生活的复述、童心的创造，是黄庆云文学之路的起点。
大自然是性灵和诗的源泉，人类从那里走向生活，走向社会。
有一年，爸爸在新界租了一个小园子，不仅种些青菜，还养些羊、鸡、鹅和鸽子，还有条看门的小狗。这地方可真是黄庆云梦想的天堂：田野，山丘、蓝天、日月星辰……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羊由她看管，鸡鹅鸽子小狗也都是她的部下。像小马那么高大的母羊带了一只羊羔，小羊吃母羊的奶，她也学着小羊去吮母羊的奶。她带着小羊去爬树，教小猪沿木杆，让小狗听她讲故事。于是，那《两姊妹》的故事更丰富了：她从飞着的浮云，想象到更多的事物；晚上，睡在床上，听窗外的风声，河上的水声，野兽和飞鸟的叫声，那草棚外的世界，便走进了她的心。那时，她还没有上学，妈妈只是教她一些唐诗及浅显的课文，而大自然才是她最亲最爱的老师。在这里，她写下平生第一首诗：
红红旭日东方升，照过小园缘材庭；
花露已干人亦醒，羊儿觅乳一声声。
二
童年是迷人的，但像梦一样过去了。七岁，她离开新界的田园风光，进入香港城市，读了三年私塾式的学校和一年英文学校。1931年，正值日寇侵入东北，她刚十一岁，又随家搬回广州，考进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分甲部和乙部，她想甲一定比乙好，于是考高中时就填了甲部，谁知甲为文科、乙为理科，因此1935年升大学时，只好考文科。
黄庆云一生对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但从小就偏爱文学。她喜欢《东方杂志》，七八岁就读了夏习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其中“少年笔耕”、“五千里寻母”等使她感动得流泪不止。茅盾和鲁迅的小说，也是她爱读之书。十五岁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除了文学，还爱国画。名画家高创父、赵浩公，都教过她。在春睡画院看到黎雄才的一幅画，上题“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她觉得诗意盎然，就把它临摹下来。大学师生画展时，大剧作家洪深教授看中了此画，非买不可，而黄庆云便送了他，并选了他的戏剧课。他为抗日筹款而导演了《汉奸的子孙》，黄庆云和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学参加了演出。那时高创父鼓励她学画，洪深鼓励她演戏，而她心里却酝酿着另一件事——鲁迅提出的“救救孩子”和“解放我们的下一代”。在大学里，“我总觉得有一项重要严肃的工作摆在自己面前，就是要为下一代做些事情。”做什么？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写作。虽然，那时她读过张天翼和叶绍钧的童话，入大学时也在广州一家小报上发表过一篇童话（可是连稿费都不敢取，怕人家知道是自己写的），但她没有想到要当作家。她很少去写古典诗词，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只有《民族诗人屈大均》一种。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对古典文学的态度，与我对自己出身的那个与没落的封建家庭很有关系”。“救救孩子”如何去救？她那时的理论是从传统的意识里解放出来。其实，当时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必然一代比一代好；其二，障碍历史的潮流，用传统的观念毒比和奴化儿童。墨索里尼狂叫“谁有青年，谁有希望”，日本在教科书里宣扬如何去攫取中国东北；可是在中国，却宣传“二十四孝”，“尊孔读经”。这不可思议的事实，“促使我像爱罗先河一样，”黄庆云说，“大声疾呼，叫孩子们像小老虎一样，冲出狭小的笼子，寻找迟来的春天。”
1938年，广州陷落后，她又到香港，借读于岭南大学。这是她严肃地选择自己道路的时候。大教育家陶行知深深影响了她，认为他的教育事业是伟大的、最富有理想的。读了邹韬奋的《民主与教育》，黄庆云便简单地理解为，“只要从教育上给第二代以启发，他们就能冲破旧的传统，创造出一个进步的崭新的世界。”因此，她便立志要做一个小学教师，要创造性地、全心全意地做一名塑造孩子灵魂的艺术家。
除了钻研教育理论，这时候，她还到儿童中去，给他们讲故事，做报告，参加当地的儿童剧场运动。她讲的故事，如《古代英雄的石像》、《秃秃大王》等，都是能启发儿童反抗传统意识的。但她有时也讲一点儿坏故事，目的在于诱发孩子们的鉴别能力。孩子们很不满意那些坏故事，尖锐的批评向她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必须有新的儿童文学。至此，她有了为孩子编写故事的想法，这是她跨进儿童文学大门的第一步。
香港大学的马鉴，创办小童会，收容流浪儿童、擦皮鞋的、捡破烂的，她常到那里讲故事，还给孩子们办起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指导他们阅读。这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他们的年龄虽小，却过早地做了社会的牺牲品，对社会有着较多的了解，许多童话的故事都不适用，于是黄庆云不再述而不作，开始自己编起故事使他们听了快快活活，热爱人生，相信将来，增长斗争的勇气。于是，黄庆云写出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走》，把一个富有同情心、快活的月亮和那严厉的墨守成规的太阳作对比，将童话和社会生活拉在一起。此后不久，岭南大学曾昭森教授邀她主编《新儿童》半月刊，这个机会，给了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儿童文学事业的可能。她的理想光芒都注进了这个杂志，体现这理想的，就是她写的童话、故事以及和孩子通信的“云姐姐信箱”。
大学毕业后，连当个小学教师的希望也没有捞到的黄庆云，命运驱使她从“另一条道”走向儿童文学，她从研究儿童文学，到写作儿童文学。那时，她是一个领公费的研究生，每天要用两个小时帮助教授搜集资料或整理笔记，当主编是业余的。这个刊物，始终得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的特别支持，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还在为《新儿童》写童话。黄庆云深受这位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