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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还常常运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短篇小说《初恋》，就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语言行动，表现她善良的本性、高尚的情操。她早年丧母，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和年少的妹妹，错过豆蔻年华。于是父亲特意从大学带回一个助教来家过暑假，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大女婿。她也对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见钟情。可是他爱的不是她而是小妹。作者用一组细节描写，凸出她怎样由幸福的天堂跌入痛苦的深渊：他约她出来谈话，她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完全意外的结局使她支持不住自己，只好“将肩头靠在大树上”却仍然答应他的要求，劝父亲允许他向小妹求婚，她认为她的退让给心爱的人带来幸福，自己虽痛苦，却值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纯洁的灵魂！林海音的成名作《城南旧事》中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如宋妈、小英子、父亲等也是通过他们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特别是疯女秀贞对恋人的痴情和对女儿的慈爱，全是通过她时而痴呆时而清醒的语言行动来突出的。长篇小说《晓云》女主人性格的刻划，也是通过她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在台湾，一般女孩子，千方百计想找个留洋的丈夫，以便跟着喝洋水。而晓云却不理睬已经留洋而且品貌才学兼优的俞文渊的苦苦追求，这就说明她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但她明知梁思敏是个有妇之夫，却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以致造成怀了孕而不能结婚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家庭因素。生活在那个不重视传统道德的社会里，自幼又那么尴尬地度过少年时期，这就造成了她敏感、内向、孤僻、郁闷的性格，这就难怪她与踌躇满志喜好高谈阔论的俞文渊谈不到一块，而爱深受婚姻不幸，却同样敏感、内向、郁闷的梁思敏。作者通过她的语言行动，叙写了她种种挣扎，袒露了她的欲罢不能，才使读者感到她并非轻浮少女。是台湾社会另一类不幸少女的典型。
林海音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塑造人物，以显示人物自身的独特性。同是通过母爱表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我们的爸》以母亲的离婚再嫁来表现她的明智、坚强和对子女的爱心，《母亲的秘密》却以拒绝爱情、牺牲自己的幸福来突出母亲温柔内向的性格和对儿女的慈爱。这种题材类似写法却不同的隔篇对比，人物形象各具异彩。至于同一篇或同一部作品中运用对比刻划形象，更是具体突出。《风雪夜归人》对女主人公李明芳当演员前后的境遇、思想性格则以纵线表达方式加以对比，使读者能触摸到人物思想感情的脉络，看出其前后的变化及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突出李明芳学生时代天真纯朴的性格和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以及来台湾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当明星的苦恼和伤感：面对剧场老板和达官贵人的侮辱，她反抗、躲避，失业的丈夫却不理解，反映她生活的贫苦和社会的黑暗。林海音中长篇小说中的对比手法，运用得更加圆熟，既有情节线索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全面对比，也有人物之间某个特征的局部对比。如长篇小说《春风》，就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围绕静文的性格命运，一条围绕着秀云的性格命运，这两条线索自始至终都在强烈的对比中开掘着。静文家境贫寒，秀云则富有；静文用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秀云则依靠父亲的供养顺利读完大学。静文毕业后即投入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资建立家庭，供应丈夫曹宇平读书，秀云毕业后却随夫冯启光出国，不是为深造或工作，而是作“随件”；静文成为模范校长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秀云则被称为模范妻子而被丈夫宠爱；静文有强烈的事业心而希望夫妻“双轨并进”，结果反使自己的丈夫成为别人的丈夫，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秀云则把自己溶于丈夫的事业，而使家庭生活美满。这是两条情节线索的对比，也是静文与秀云两个人物间的全面对比。至于人物之间的某些特征的局部对比，更是俯拾皆是。如静文的严肃、认真、勤奋和秀云的活泼、随和、懒散；静文的坚强、进取和曹宇平的懦弱和安于现状；静文的开朗、积极和立美的忧郁消沉。即使是肖像描写，也常常用对比来突出人物各自不同的外貌特征，如静文的小巧清瘦，秀云的高大漂亮，立美（曹宇平的同居夫人）的娇弱柔美等。通过静文与不同人物的不同侧面的对比，她的立体形象就活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血肉丰满，令人难忘。
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和灵魂探索，运用多种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也是林海音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林海音的许多小说，常常通过“想”、“回忆”、意识流动来叙述故事，表现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如《烛芯》，作者以过去和现在交错出现的手法，叙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从抗战前在故乡天津的生活，一直写到现在台湾的新家，其时空跳跃之大，意识流动之活跃，在她的短篇小说里首屈一指。元芳由丈夫俊杰的小别想起二十五年前她与前夫志雄的大别，想起她怎样为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脚踢，造成小产，住院也没保住孩子的严重后果，而志雄却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战夫人；想起来台后他们夫妻三人尴尬而痛苦的生活，以及她和志雄离婚，和俊杰的再婚……通过元芳的意识流动，以及她的沉思与回忆，将大陆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连贯起来，并用台风之夜摇曳不定的烛光点缀场面的交换一一展现，显得真切、细腻、深情。
在某些篇章里，作者则不采用内心独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活动三者熔成一片，因为想和做、言和行总是密切相关的。如作者早期小说《迟开的杜鹃》中的亚芳，四十多岁还未婚，当表妹为她介绍男友而请她吃饭时，她这顿饭吃得“不知肉味”，表妹问她为何吃得那样少？作者紧接着写道：
亚芳用手按住心口，眉头一皱：“这两天胃不舒服。”其实她的胃何尝不舒服，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单人床上痛哭一场”；因为眼前这男子，正是她少女时代在大陆拒绝过多次的人啊！这里，表面看来，是神情动作语言的精工细刻，实际上却是逼真细腻的心理描写。通过这些描写，读者不正可以看出她对当年在祖国北方读书和工作生活的留恋，对来台后飘泊凄苦的无奈，以及此刻急于找个归宿的心态。
有时，每个动作都是说话，每句话都是动作，每句话，每个动作又都是心理活动的印证。如孟珠与许午田相爱后的每一举动、每一段对话，每一缕思念，都暗示两人心理的进展（《孟珠的旅程》）。甚至在没有语言，而且动作很少的场合，心绪的波动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他握住我的手，望着我的脸，在默默中，你知道其中的情意
有多少？
——《爱情象把扇子》
还有什么描写，能如此传神地突出一对恋人定情时甜蜜的心境？
三
五六十年代，是林海音创作的丰收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林海音已成为海内外读者敬仰的著名作家了。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风靡台湾文坛，当台湾现代派某些作家向西方膜拜，宣称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时候，林海音却坚定走自己的民族化的道路，实在难能可贵。
鲁迅先生说：“我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风俗，街头风景……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林海音的散文、小说正是借助于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世态，地方风景的精心描绘，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添了艺术魅力，而为世界瞩目。如八大处的雄伟，白云观的热闹，护国寺的庙会，香山的红叶，卧佛寺一丈多长的卧佛等等，写的是北京的景，抒发的是热爱祖国的民族情（《骑小驴儿上西山》）；至于对北京中秋节晚上家家拜月和分吃团圆月饼的礼俗（《婚姻的故事》），台湾妈祖生日的热烈庆贺、端午节划龙舟的盛况，高山族的恋爱生活（《台湾民俗杂辑》）等描写，也鲜活地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画图和情趣。
林海音不仅刻意描绘出动人的风景风俗画，还常常把时代的光彩注入民情民俗中，呈现出这些地方特定的历史年代的真实面貌。如《城南旧事》中群众观看革命学生和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