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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至于刚好就把自己那一份抢了去吧？是罢？可是朋友们！
当我接到这一噩耗的前一天，前一时，前一分一秒，我也没梦想
到，这件事竟会掉在我的头上呵！这和我不相干，正如和现在街
上的每一个路人之不相干一样。
多么衷心而又亲切的言语呀！好像是面对面的促膝谈心。
文章的结尾，她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大声地呼喊：
亲爱的朋友！我活着只为了报仇！痛痛快快地报仇，直接地
报仇，报这血的仇，性命的仇，我的仇，中国的仇，我们一百年来
千万万里列祖列宗的深仇大恨呵！我要把子弹直接打进敌人的
胸口，要敌人的血在我手中的刀底下流。亲爱的朋友，你已经想
好了你的办法了吗？
多么坚强而有力的声音，像犀利的钢刀，像进军的号角，令人猛醒，催人上阵。全文没有修饰、造作，更没有虚假语言，字字血，声声泪。这是一篇悼文，也是一篇誓词，又是一篇号召书，但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抒情散文，思想、感情、政治、艺术完美有机地结合。文章发表时，受到当时编者的赞扬，并向人们推荐。《编后记》中写道：“这篇文章给了编者以很大的感动，我想一定也同样给读者以很大的感动的……这更证明了优秀的文艺作品，绝非单靠幻想所能织成的，而真正出色的艺术本领也只有在战斗的现实生活中才能锻炼出来。
就是这篇文章连同韦君宜本人，在文革中，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
韦君宜在解放区经历了八九个春秋，战斗的硝烟，艰苦的生活，温暖的友谊，给她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使她增长了才干，锤炼了意志。如果说“一二·九”风暴使她成了一名革命者，那么解放区的生活，使她成了一名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进入解放区后，她的心情舒畅，怀念亲人的苦痛，很快被温暖的同志之情融化了。一到解放区，胡乔木就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他们，并给他们分配了工作，韦君直被分配在青委会，编辑《中国青年》。1939年以后，她辗转于晋西北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做过中学教师、地方小报编辑、记者、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等工作。晋绥解放区，地处山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人们经常过行军生活。这是韦君宜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她和男同志一样，打上绑腿，背上背包，一走就是上百里。晚上在老乡家里住宿，常常睡到半夜，吹起集合号，几分钟就要打好行李，连夜出发。韦君宜的眼睛高度近视，晚上走路更加困难，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前面的人走，一脚踩在水泡里，浑身溅得湿漉漉的。
“百团大战”之后，晋绥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粮食尤其困难，经常吃马料豆，有时吃料豆面做的黑窝。即使这样，也要经常挨饿，看见病号吃小米粥和倭瓜，会情不自禁地流下口水。后来连马料豆也吃光了，就把糠和枣核、枣皮磨成面，炒一炒混在一起用开水拌着吃，这对于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韦君宜来说，更为不容易。人民的苦难，敌人的残忍，磨练了她的革命意志，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
一个漆黑的夜晚，月亮升到河面上，满河如雪的月光，映照着冲天的大火——那是敌人烧老百姓的房子放的火。他们头一天刚刚离开这里，第二天再回来时，就看到了这幅凄惨的情景。韦君直看到这一片废墟和那山路上穿白带孝的人群，真是目不忍睹。战友们含泪写下的激愤诗句，正是韦君宜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今日残垣昨日楼，
几多鲜血几多头，
黑山悲怆风无语，
黄河呜咽水不流，
泪痕且自从心印，
血债还需用血酬。
抗战胜利时，韦君宜正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当时的新华广播电台只有四个人，后来与韦君宜结为终身伴侣的杨述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可算是电台的创始人吧！采访新闻、写通讯都是他们亲自干。为活跃电台节目，他们还增加了短讯节目，想方设法请人来表演。事先不能录音，就把乐队请到广播室来，边演奏，边播放。播音员如果生病了，他们就顶上去播音。从事这些工作久了，也容易产生一些思想问题。韦君宜觉得，解放区的人没有收音机，听不见广播，只能给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听，如果那里的人听不到或者不听，那不就是一种无效的劳动吗？正当韦君宜的思想困惑时，传来了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消息。他们访问了刘善本，刘善本说：听了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以后，才促使我弃暗投明。原来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这是韦君直没有想到的。从此，她更加热爱广播事业，全身心地开展解放区的宣传工作。
此期间，韦君宜也间或写些短篇小说。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人集》中收录的《龙》、《三个朋友》，就是这时期的作品。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也曾下过决心，把“一二·九”运动中的人和事，写成长篇小说，而且已经写成了半部，她把这半部稿子送给陈伯达看。过了很久，被陈伯达冷冷地退了回来，这瓢冷水把她写长篇小说的热情，一下子浇灭了。她在那值得怀念的近十年解放区生活中，为《中国青年》写了大量杂谈、杂论。
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
解放前夕，韦君宜回到中央机关，在河北省平山县参加筹备《中国青年》复刊工作，并任该刊编辑。北平解放后，先后任《中国青年》编辑、总编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谈青年思想的论文和散文，后辑为《前进的脚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是她1949年至1953年五年间，根据青年读者所提的问题陆续写成的，作者称它是“青年们在前进的路上的几点脚迹。”这些文章“简直说不上一个名堂。在刊物上无以名之，名之曰‘青年修养’”。
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工作需要，韦君宜甩开了自己敏捷的文思；搁置了如火如茶的学运生活；放弃了成名成家的道路，全力扑在创办《中国青年》杂志上，她成了青年崇敬的师长和知心朋友。在《前进的脚迹》后记中写道：“只要针对他们的问题，登一篇小小的，哪怕是极不深刻的文章，也有成百的青年写信来表示那样真诚的感谢。那热情使我不能不想：青年既要这个，就不容许我们不搞。只要自己搞的一点点东西，多少帮助青年摧毁他们在革命道路上遇到的思想障碍，能帮助青年变得更好一点，更健全一点，那么自己就什么名堂都搞不出来也该安心。我成不了理论家或文学家，我爱青年们，愿意为青年们服这一点务”。多么真诚的愿望，无私的奉献！
1955年，她调任《文艺学习》编辑，与黄秋耘共同耕耘这块培养青年作者的文艺园地。她潜心致志，不遗余力。到了1957年，祸从天降。因为刊物上讨论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了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又因黄秋耘写了赞扬刘宾雁的文章，被横加罪名，遭到批判，也株连了韦君宜。恰在此时，子冈主办的《旅行家》杂志，又发表了她的《乘公共汽车旅行记》，只因文章说了几句真话，描写了一点艳阳天下的阴暗面，恰好成为韦君宜错误的补充材料。
之后，她被打发到农村去锻炼一年，又下放到二七机车车辆厂生活了一年。二年多的基层生活，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源泉和素材。在农村，她写感到新鲜的人和事，写下放生活的感受和体会，后与人合编了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散文特写集《故乡与亲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工厂，她和工人结合在一起，写就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北方的红星》。在写工厂史的过程中，她访问了当年参加“二七”罢工的老工人，情感的交融和精神的鼓舞，重新点燃了蕴藏在她心底的创作欲望，她忘记了那令人窒息的低气压，闷着头写作。1960年，她调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此后，她比较多地写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在那两年文艺界的波涛汹涌中，自己经受了点风雨，觉得除去干什么写什么之外，好像开始对社会生活有了一点看法，一点自己的感受了。”
韦君宜真正的写作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经早两年来到了文艺界。从1965年起，她就搁笔不写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切写作都变为罪行，一切与写作有关的人，都变成了“黑作家”、“黑笔杆”，韦君宜当然也不例外，她被关进了“牛棚”，后来又同大家一道去了湖北咸宁干校，整天大会批，小会斗。这段难得的机会和特殊的身分，使韦君宜细腻地观察了社会，剖析了人生，她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她说：“这段生活简直奇妙到难以令人理解……我简直成了欧洲中世纪供人扔石子娱乐的小丑。起初，我心里恨极了，我简直是初次发现人类会如此之野蛮残酷和翻脸无情。在干校当贱民，一直到1971年，我才获得了‘解放’。这以后不久，我却又成了连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这一段人生难得的机会，迅速变化的经历，‘阶下囚’和‘座上客’的反复互相转换，使我看清了好多人的内心。”
在干校，她的创作欲望虽十分强烈，但却无权写作。1973年，她被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工作很繁忙。每天要处理成堆的稿件，她利用工作之余，一点一滴地把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记录下来，以完成她多年的夙愿。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