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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一阵雨滴的洒泼——温暖而光明的，那决不是雨，而
是像雨一样落着的星光。
《星雨集》第二辑，共收散文24篇，《盈盈集》收长短诗71首，其中包括散文《石室梦》、《投掷》、《杜鹃》、《渴意》、《夜雨》及诗歌《自画像》、《向明天liao望》、《新鲜的焦渴》、《小儿女的哀怨流去吧！》等，虽然仍是自我的抒唱，但已不再是虚幻的梦了，诗人虽然还时时流露出对过去不幸的哀泣，而更多的是为青春、为生命的繁荣、为未来美好日子的歌唱。她试图从人民一员的角度，透过诗人所接触到的现实，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抒发诗人的彷徨和苦闷，以及她对光明的向往和期待。
《自画像》是诗人自我的凝缩，也是她生命的希望的结晶。
带着感谢的叹息，
你有时抚摸自己的创伤；
你从不绝望，也不悲哀，
“我爱生命”，你说，
“连痛苦也爱”。
你向光向爱投掷，。
如一只勇敢的飞蛾。
“太热了会烧伤自己”，有人讲；
但你是钢铁，也需要欢乐和痛苦
来锻炼——你需要大。
思考与探索是并行的。诗人的行程曲折而又艰难，这一时期的创作可归纳为两个字，即“渴意”。她说：“我有渴意，而且又不绝地寻找着渴；当我找到焦灼的渴意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望见盈盈的满溢了”（《渴意》）。这“渴”正是作者在新旧蜕变过程中对新事物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寻。
如果让我选择，我更爱作家的另一些散文，如《手》、《樱桃河》、《尼庵外》、《山村小住》、《黄昏的故事》、《火炬》、《希望的花环》等。这些散文使人感受到安谧、恬静、清新、质朴的气息，抒发出了作家对自然、对人生与艺术等各方面的感受，真实、感人。透过文字，我们看到她的心境不像过去那样焦灼、烦蹙了，使人感到更现实、更执著、更热烈、更深沉，作家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不小的突破。作家的探索和追求已开始跳出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而与广阔的社会，祖国的命运连结起来了。《手》的结尾，作家写道：
大地，经你们摧残过的大地，又在茁生着新草，它仍旧是光明、美丽。
在《火炬》和《希望的花环》中，她深情而又欢快地呼唤着未来：
我的祖国啊，我祝福你用痛苦唤来的新生，并愿你在充满希
望的黎明里，永莫忘记长夜的痛苦。
1946年夏，她转调到上海文通书局工作。年底辞去编务，专事创作和翻译。在此期间，她参加过上海文协及进步文化界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等，并在《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主编）和《大公报》（凤子、马国亮主编）、《水准》月刊、《文汇报·笔会》副刊（唐tao主编）和《大公报》、《时代日报》、《世界晨报》、《侨声报》、《联合晚报》等文艺副刊上发表诗歌、散文、书评及译诗等。1947年出版了第二本诗集《交响集》（上海森林出版社）。
1948年春，她与友人王辛迪、曹辛之等共同发起创编《中国新诗》月刊，为了避免向反动当局登记，一直用的是丛刊名义，实际上每月出版。与此同时，还编了一套“森林诗丛”，已出版数册。同年底，《诗刊》、《诗丛》、《星群》和森林出版社，何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毁和查封。
在文学翻译方面，除了翻译奥地利诗人黑尔克、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及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作品外，还于1947年翻译了《安徒生童话集》（六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和苏联普里希文的中篇童话《太阳的宝库》（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48年翻译出版了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这一时期，她以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出现在四十年代的诗坛上。她关于新诗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她的创作实践中。她主张涛要写得含蓄些，多一些联想；诗应当以鲜活的，形象化的语言去感染读者，而不是用干巴巴的空洞的叫嚷去向读者说教。
《交响集》共收她的短诗57首，为1946年2月至1947年11月的作品，全部作品反映了新旧时代在诗人内心中的搏斗和交响。从《播种》、《斗士·英雄——悼闻一多先生》、《渡河者》、《过程》、《从灰尘中望出去》、《无泪篇》等诗中，我们不时地感到更加悲壮的气氛，以及新的生命力在诗人心中不断地跳跃和升腾。
诗人虽然在生活上经历过不少挫折，但她没有消沉，更没有颓废，而是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努力向上、向前，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她自己所说：
无论在怎样的悲剧中，总还有一条通到希望的路。有希望，
才有快乐，才有力量。
我们无时不在希望着像一个蝉虫一样，完全从旧的皮囊中
蜕化。
她不满足于现状，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仍然勉励自己。1946年，作家到了陌生的上海以后，面临着露宿街头的困境。后经朋友帮助，总算在一家电影院顶楼上找到了临时住处。为此，她写了散文《迁居》。
鸟儿有了窠了，流浪人有了家了。
“窠’和“家”，多么没有出息的名词，多么不上进的意识！翅
膀不够硬的鸟儿，才需要窠，脚步不够坚定的人才要求家。
一方面在旧的坟墓里挣扎。一方面在新的土地上茁长。
诗人真诚地向读者袒露了她的心胸，但声音是委婉、曲析的。读者“煞费思索地跟着她奔驰，有时还使人不能不扫兴地半途而废。”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作品在四十年代引起争论的原因吧！她在《谈我的诗和译诗》一文中写道：“我的诗里面，抒情成分多，纤细，不够有力；但说我的诗完全脱离现实，却不尽然义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是清醒和冷静的。
从阔别文坛到重新唱歌
1948年秋，她与蒋天佐一起离开上海，奔赴北方解放区，等辗转到达香港时，航路已经不通，便在九龙的荔枝角村暂住几个月。其间，曾到达德学院参加文艺座谈，到浅水湾凭吊萧红墓。1949年3月来北京，不久，她进入河北老区正定县华北大学分校，同年底到北京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1956年调《译文》杂志（后改为《世界文学》）任组长。1965年又调至《人民文学》编辑部。
建国以来，由于工作繁忙，文学创作基本中断。直到1978年近30年中，她只发表过两首诗。但工作之余，她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950年至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较多，被该刊聘为特约撰稿人。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译作——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印数达百余万册，该书是作家根据法译本转译的，参照了俄译本及英译本，并由冯至根据德文译本作过校订，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书。1956年该社又出版了她译的苏联波列伏依的短篇集《一把沃土》，1958年出版了她和邹荻帆合译的巴基斯坦诗人伊克巴尔的诗选。此外，她还译过一些零星的诗文，散见于《世界文学》及其他报刊。
岁月催人老，当她又重新握起那支生锈的笔，放声歌唱时，转眼已是1978年春天了。多年来，她独自带着孩子，并经受着疾病的折磨，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但春天和未来在向她招手，她的心又活了起来。那几年，她写了百余首诗，编选了《陈敬容选集》、《九叶集》（九诗人合集）、《远帆集》和《老去的是时间》等诗集或诗与散文合集。
她近年来写作的诗，其基调，依然是不知疲倦地对光明和真善美的歌唱，对春天——未来的呼唤。她说：
诗人的颂歌永远只能唱给真善美，或代表真善美的人和事；
诗人的指责永远只能针对假恶丑，或代表假恶丑的人和事。
经过了几十年的磨练，诗人不仅保留了四十年代的创作风格，而且更加淳厚、浓郁。发表在香港《八方》杂志上的抒情诗《致白丁香》便是一篇成功之作。
白丁香我独爱你明净的
莹白，有如闪电的思维；
别问今后还会有多少
风雨雷电，和无情的秋冬
带着凋零在后面紧追——
到来年啊，依旧有东风
还给你绿叶，还给你飞燕；
凡是时间从你夺取的，
另一个春天全都要为你召回。
陈敬容善于在绚丽、透明的自然情景中，抒写自己的感情和智慧，从外景触发内感，凝练而有力，火爆式的快速反应。
有了文艺的春天，有了“双百”方针的复苏，才有陈敬容的再生。她在《陈敬容选集》序言中写道：“双百方针在我心中首先唤醒的是诗的精灵。”
“老去的是时间”，诗人的心是永远不会衰老的。陈敬容生前在创作大量诗歌的同时，还负责《诗刊》的外国诗歌介绍工作，同时担任鲁迅文学院诗歌创作辅导教师，帮助和指导了许多年轻的诗人和翻译工作者。陈敬容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韦君宜
韦君宜
孙瑞珍
韦君宜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真正的老革命。在文艺百花园中，她又是一位辛勤的园丁，一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