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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神祭是从色雷斯传入希腊的一种神秘仪式。据传说，酒神原名查格留斯，是宙斯和他女儿乱伦的产儿，后被泰坦肢解火煮，雅典娜救出了他的心，宙斯把它交给自己的一名情妇，食后怀孕，第二次生出酒神，取名狄奥尼索斯。在酒神节，女信使们排成狂野的行列漫游，狂歌乱舞，滥饮纵欲。整个仪式的高潮是捕获一头山羊，或一头公牛，或一个男人，作为神的化身，将其裂为碎片，然后饮其血，食其肉，以纪念酒神的肢解和复活，并借这种仪式与神结为一体，达于永恒。
对于尼采来说，酒神祭的重要性在于那种个人解体而同宇宙的生命本体相融合的神秘陶醉境界，在于酒神肢解然后又复活所表示的生命不可摧毁的象征意义。他以此来解释悲剧，认为悲剧的快感实质上就是个体通过自身毁灭而感受到的与永恒宇宙生命合为一体的酒神祭式陶醉。
《悲剧的诞生》谈的是作为艺术种类的悲剧，然而悲剧艺术仅仅是尼采解决人生问题的实验室。他由此提炼出来的酒神精神，是他的全部哲学的灵魂。其主旨是肯定生命，而为了肯定生命，就必须把生命本身所固有的痛苦和悲剧也一并加以肯定。生命的苦恼类似于爱情的苦恼。尼采常常把生命喻为一个妩媚而又不驯的女子，她引诱我们，使我们迷恋，和她难舍难分，可是到头来她又抛弃我们。那么，我们就因此不爱她吗？不会的。“对生命的信任已经消失，生命本身成为问题。但不要以为一个人因此成为忧郁者！对生命的爱仍然可能，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爱，就像爱一个使我们怀疑的女子。”其实，生命的苦恼正来源于对生命的爱，愈是热爱，此种苦恼必定就愈深。叔本华要我们放弃对生命的爱，灭绝生存意志，以此免除生命的苦恼。尼采却主张出于对生命的爱而接受生命固有的苦恼，通过高扬生命意志来战胜生命的苦恼。这是两个人根本不同之处。
更进一步，生命的苦恼本身未尝不是生命欢乐的一种体现。没有痛苦，人只能有卑微的幸福。伟大的幸福正是与巨大的痛苦相对抗所产生的崇高感。世上没有比那些无所用心的幸运儿更可怜的了，相反，像拜伦、贝多芬这样的悲剧性灵魂，尽管比一般人感受了更多更强烈的痛苦，可是他们所感受的生命的巨大欢乐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在人身上，琐屑的烦恼总是与渺小的欢乐结伴而行，伟大的痛苦则与伟大的欢乐如影随形。天才都是一些对于生命的苦恼有着深切感受的人，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苦恼，最独特的自我对于绝对抱着最热烈的憧憬，没有比这种渴望更折磨人的了。然而，似乎作为一种补偿，正是这种渴望驱使天才从事创造，在创造中品尝到了自我与绝对相融合的欢欣。创造的欢欣是生命最高的欢乐，是一种形而上的欢乐。在天才身上，自我与绝对之间的对立发展到了极点，终于又奇迹般地达到统一。所以，天才的作品既有最独特的个性，又有永恒的魅力。
热爱生命与贪生怕死不可同日而语。一个真正热爱生命并且对于生命的苦恼有着深切体验的人，反而会升到一种超凡入化的境界。
既然个人的生命迟早要失去，你就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你要站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上，高屋建瓴地俯视它，把它当作你的一次艺术创造试验，这样你反而能真正地体验它，享受它，尽你所能地使它过得有意义。生命的伟大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有气魄。战胜生命的苦恼的途径既不是宗教的解脱，也不是长寿的诀窍，而是文化和艺术的创造。
如果说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出发点是肯定生命连同它所包含的苦恼，那么，其归宿点便是以创造的欢欣来战胜生命的苦恼。他说：“创造是痛苦的大救济和生命的慰藉。但是要做一个创造者，痛苦和许多变故又是不可缺少的。唯一的幸福在于创造。”尼采把整个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成变化过程看作大自然本身的创造活动，在这过程中，大自然一会儿创造出个体生命，一会儿又把它毁灭掉。但是，大自然并不因个体生命的毁灭而悲哀，它的生命力太旺盛了，只从这无休止的创造和毁坏中得到快乐。在尼采看来，这就是宇宙本体即生命意志本身的酒神冲动。倘若我们秉承大自然的酒神冲动，不去介意个体生命的毁灭，而只是从创造中体会大自然本身的创造欢欣，我们便在一定意义上战胜了生命的苦恼，达到了自我与绝对的融合。
三
尼采是个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哲人气质的艺术家。他生前忍受不了刻板的学院生涯，辞去教职，孤独地飘泊在南欧的群山之中。“他的伴侣是一一绵亘的高原和弯曲的峡谷。”在飘泊中，他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和无数隽永的警句格言。这个世纪末的飘泊者又自命是“新世纪的早生儿”，他被他的时代所放逐，独自伫立在无人攀登的山颠眺望远方，眺望他心目中的新世纪，他相信他在新世纪将被人理解和接受。
然而，正是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尼采一度遭到了最惊人的误解。也许，本世纪前半叶的欧洲是过于政治化了，两次世界大战，激烈的政治变动，阶级斗争，政权交替，使得人们习惯于以政治的眼光去理解一切。倘若没有这个背景，尼采妹妹的曲解，纳粹文人的利用，都不可能造成如此长久和普遍的对尼采的误解。
毫无疑问，阶级社会即是政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他的政治见解必定会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反映出来。但是，哲学与政治毕竟属于不同的层次。哲学面对永恒，政治则面对一时一地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尤其是尼采这样一个具有强烈非政治倾向的哲学家，长期以来被涂抹上最浓烈的政治色彩，结果只能是面目全非了。尼采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他之厌恶政治是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与文化是势不两立的。他写道：“任何人的花费归根到底不能超过他所拥有的，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一个人把自己花费在权力、政治、经济、世界贸易、议会、军事利益上，一个人向这些方面付出了理解、认真、意志、自我超越的能量（他就是这种能量），那么在其他方面就必有短缺。文化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的：‘文化国家’纯属现代观念。两者互相分离，靠牺牲对方而生长。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颓败的时代：在文化意义上伟大的事物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尼采全集》第8卷第111页）
我在这里所以要大段摘引尼采的话，是为了说明，正确理解尼采的关键是不要忘记，尼采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尼采要解决的是存在问题，即生命的意义问题，而“每一种相信存在的问题可以由一个政治事件来改变或解决的哲学，都是一种开玩笑的假哲学”，——这恰恰是尼采的看法。
政治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现象，它毕竟是人性异化的领域。凡是“突出政治”的时代和民族，人性必遭到扭曲。社会进步的趋势是非政治化，一切政治归于消亡……
尼采的着眼点是文化。为了文化，他反对突出政治。为了文化，他也反对科学至上和物质主义。他指出，科学只关心知识问题，不关心人的内心痛苦，不能为人生提供意义和目标；物质至上更使社会成为财富的堆积场所和文化的沙漠。
可以把尼采的酒神哲学归结为生命和文化两大口号。生命是人生之树的根本，文化是人生之树的花果。第一要肯定生命，为此尼采反对宗教和伦理的人生态度。尼采认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因为它把生命视为恶；伦理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它以某种绝对命令为前提。两者的共同立场是否定生命。第二要创造文化，为此尼采反对功利的人生态度，政治至上、科学至上、物质利益至上的人生态度均属此列，它们都危害了文化的发展。
宗教和伦理用虚假的绝对（神、善的观念）来抹杀自我，通过否定生命本身来解脱生命的苦恼。科学和政治既不关心绝对，也不关心自我，无视生命的苦恼。所以，它们都与哲学的智慧不沾边。在尼采看来，唯有文化的创造才能沟通自我与绝对，救济生命的苦恼。可是，这种非宗教、非伦理、非政治、非科学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呢？
四
尼采寻求哲学的智慧，他找到的是诗。艺术和审美，便是他心目中唯一足以战胜生命的苦恼的力量，便是他所珍视的文化。
把本体艺术化，或者说把艺术本体化，是德国浪漫派的传统。谢林说，艺术本身就是绝对的流溢。诺瓦里斯说：“诗才是真正绝对的实在。”尼采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思辨哲学往往通过逻辑手段推演出绝对，结果自我消融在全与永恒之中了，这使浪漫派不满。浪漫哲学试图在个体身上达到绝对，把自我扩展为全与永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艺术是唯一的途径。因为只有在诗意的直观和陶醉之中，在瞬时的体验之中，个体才可能产生与绝对相沟通的感觉。
诚然，用实际生活的眼光来看，诗和艺术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尼采也承认，艺术只是梦和醉，甚至只是“谎言”。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梦、醉乃至艺术的“谎言”在人生中的意义。在尼采看来，如果仅仅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人生，便只好承认人生是有根本缺陷的，人生的要务仅在于安排好有生之年的实际利益，而对于绝对的向往则应予根绝。这种人生观当然可以被芸芸众生接受，然而，一个人一旦心怀对于绝对的憧憬，便不可能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