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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谕馔⒌淖钋客常匀徊荒苋斡闪跻粻G将其打倒。于是魏忠贤立刻指使党徒弹劾刘一燝，天启二年三月，魏又假借圣旨将刘一燝罢官削籍。
几个轮次的斗争下来，东林党尽落下风，很显然，在制造舆论和政治斗争上，东林党人并没有太高的天赋。他们对沈潅的攻击没有形成杀伤力，于是他们只好又转而攻击沈潅背后的靠山、已退休的前任首辅方从哲，希望能借力打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天启二年四月，有东林背景的新任吏部尚书孙慎行翻旧案，上疏追论方从哲在红丸案中的罪责。这所谓红丸案，乃是明万历至天启年间接连发生的内宫三大奇案之一。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慈庆宫（太子居所）突然闯进来一位后来被认为是有点神经错乱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凶狠地击伤几位侍卫。幸好被及时扭获，此案是为“梃击案”。万历皇帝朱翊钧死后，太子朱常洛即位，但即位不久就患上重病，郑妃又派人送药，结果不光没治好病反而转危，紧接着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凡药，朱常洛吃了两丸便一命呜呼，是为“红丸案”。朱常洛死了以后，其选侍李氏虽身份低下，但是挟持年幼的皇帝朱由校（也就是天启皇帝）而自重，企图打破宫廷规矩，自此占据乾清宫。后经朝臣据理力争，才不得已移居到了哕鸾宫，这件事也就是三案之中的最后一件——“移宫案”。
第12节：奈何江山唱晚（12）
“三大奇案”虽说各有离奇，但却都是皇族内部的权利之争，和身为奴才的朝臣、太监没多大关系，也不是他们能管得了的事情。但偏偏有意思的是在几年之后，这一连串的案子又被翻了出来，成了东林党人攻击魏党的工具。
面对东林党人这一波来势汹汹的进攻，年少的天启皇帝也不敢怠慢，只好下了一道圣旨让廷臣们凑在一起商议此事。在这次会议中，东林党人都御史邹元标、给事中魏大中等一百余名大小官员，纷纷避实就虚要求治方从哲之罪，并希冀以此将沈潅牵连下台。不过此时的魏忠贤远非等闲之辈，在他的操作下，以司礼监为代表的内廷官员拼力庇护方从哲，客氏也从侧面劝解皇帝。于是闹了一阵，结果方从哲毫发无损。这样的结果，让东林党人大为恼火，而具体操作此事的吏部尚书孙慎行也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力气费了不少，可结果却鸡飞蛋打。一气之下，没过多久便上疏请辞，说自己身体不好。这种负气离职的做法自然又中了魏忠贤的下怀，魏大太监也不含糊，立刻帮皇帝拟了一道旨，赶走了孙慎行。
赢下这一阵之后，魏忠贤依然毫不手软，继续追击，大肆斥逐和杀害反对他的正直大臣。而在此种情形下，东林党人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继续攻击沈潅。刑部尚书王纪在上疏弹劾沈潅的奏折中，更是把他比作大奸臣蔡京，又激起波澜无数。
在双方死命角逐的过程中，魏忠贤东踢西挡，虽然占据了斗争的主动，将王纪削籍罢官，但最终沈潅也于当年的七月下台。沈潅的下台是东林党人在这场斗争中唯一值得称道的胜利，只是这胜利的代价过于沉重。是年八月，东林党人、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任职辽东经略，坐拥边关军政大权，东林党人的反扑才算是真正地取得了一点点效果。
失去了沈潅的有力支持，魏忠贤算是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但这种挫折对于极有流氓韧性的他来说，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难关。试想一个为了前途可以割掉命根子的人，他的内心该有多么强悍！于是沈潅倒台没多久，魏忠贤便物色了两个新的帮手——顾秉谦和魏广微。紧接着他又有惊无险地将两人同时送入内阁，一举弥补了沈潅下台的损失，并以此为日后控制内阁埋下了伏笔。
（二）士大夫之殇
由于魏忠贤的疯狂攻击，朝野间的政治版图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盘根错节、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人虽然在表面上占据着有利位置，但在气势上却已经开始显出颓势。
在内阁中，虽然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都属于东林一脉，但由于有了顾秉谦和魏广微这二人的牵制，自然较往日难受了许多。在内阁之外，魏忠贤的触角并没有完全舒展，负责官员任用的左都御史赵南星（后改任吏部尚书）、李腾芳、陈于廷，负责科举选拔的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人都属于东林一脉。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孙居相、郑三俊、邹维涟等人也都在中央的各大部位担任着各种类型的职务。因此从表面上来说，东林党还具有相当的实力。
但让人泄气的是，东林党人这种表面性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具体的力量，进而取得斗争优势。这种遗憾体现在三个方面，但究其根源却是相同的。
首先，作为东林党骨干的那些官员们，大都有着比较严格的行为准则，有抱负、有理想，能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这是他们的优点，但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显然认识不够。即便后来因为屡受打击有了一些认识，但却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及进攻手段。对于魏忠贤一伙近乎泼皮无赖的战法，东林党人一面嗤之以鼻、深恶痛绝，一面又缺乏与之对应的有效手段，一根筋似的钻牛角尖是他们常犯的错误。这种看似勇猛顽强、坚忍不拔的斗争策略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其次，作为典型的文人集团，东林党人对于政治总会充满乌托邦似的幻想，甚至有些孩子气。一到斗争的紧要时刻，他们总是希望圣明的元首能清澈明悟、公正地判断是非，因此上疏进谏是他们传统的攻击策略。而这种办法需要有极好的外部条件才有可能奏效，一是作为元首的皇帝确实明察秋毫，二是朝野之间利于己方的舆论要足够强大。但事实上在天启年间，这两个条件都很难具备。首先，作为皇帝的朱由校基本是一个木匠，头脑再灵活他也不会用到问政上。其次，在当时的朝廷之中，魏忠贤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想要发起一边倒式的舆论狂潮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此时圣旨的传达要经过魏忠贤所领导的司礼监，因此这圣旨到底是谁的意思已经很难说清。由此看东林党人死抱着上疏这一招不放，确实是有些迂腐和幼稚，其经常性的失败也在所难免。除此之外，东林党人的幼稚病还体现在他们面对失败时的态度上。往往只要努力泡汤，他们就会采取辞职的手段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如之前所述的吏部尚书孙慎行和若干年后的一代大儒刘宗周。这种孩子式的意气于事无补不说，还会引起皇帝的不满，进而造成更大的损失。特别是此时他们还要面对魏忠贤这样的超级对手，辞职抗议简直就是在帮魏忠贤清除异己。
第13节：奈何江山唱晚（13）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东林党在团结朝野力量这点上也做得很不够。作为有着很高道德标准的一群文化精英，东林党人对一切他们认为人品不端的官员统统嗤之以鼻、肆意攻击。这种做法在政治斗争中是非常愚蠢的。首先在当时的明朝官场中，大多数官员都很难用好坏、清廉来形容，甚至后来颇具声誉的东林巨子钱谦益罢官之后，在老家也是大屋良田、逍遥快活。在这种官场风气下，东林党人以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这无疑是等同于给自己戴了一副有色眼镜。因为毕竟对于很多官员来说，虽然他们有些污点，但骨子里却未必是大奸大恶之徒，这些人影响好了就是治国能臣，影响坏了，也就成了误国的奸佞，善恶之于他们往往就在一线之间。如果东林党人能够灵活面对的话，那么这一批人是可以全力争取的力量。但事实却绝非如此，东林党人对这些官员的态度完全可以用拒人千里来形容，而这种做法的结局就是把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推到了魏忠贤的怀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魏在朝野间的势力。
例如天启三年，被魏忠贤提拔入阁的魏广微，虽然所投非人，算是有了污点，但一开始却也不是死心塌地地跟着魏忠贤，内心之中仍然希望和东林党人保持良性的关系，因此在入阁之后，他曾数次主动与东林党人接洽。可惜的是东林党人对这个完全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内阁成员毫不在意，一眼看到死，不光拒绝与之接触还大造声势，侮辱魏广微。而与之相对的魏忠贤却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不光没有追究魏广微结交东林党人的过错，反而温勉有加，于是此消彼长，魏广微自然成了魏党的铁杆。
而回顾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过程，分析他们各自采取的不同做法，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在斗争的过程中，东林党人过于理想化的内心世界是他们逐渐落于下风的根本原因。自始至终他们都不能很好地调动自己的资源、灵活地对待政治分歧，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副作用，把主动权白白地让给了魏忠贤。
（三）把黑手党做大做强
在对手的步步紧逼下，东林党人的声势渐弱。而魏忠贤则得寸进尺，迅速而有效地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天启二年三月，魏忠贤开始在宫中将一部分太监武装起来，并装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火器。等到天启三年，魏忠贤在宫中的这支太监军队竟然达到了九千多人。
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又获得了对“特务”机构东厂的统辖权，紧接着他又把自己的亲信田尔耕扶上了“秘密警察”机构锦衣卫都指挥使的宝座。对厂卫特务系统建立直接的控制，标志着魏忠贤彻底掌握了以前只属于皇帝的最高司法权以及对全国官员庞大的监视网络。至此，除了木匠元首朱由校之外，天下一切臣民的言行，都在魏忠贤的控制之中，他可以随意地编织罪名，并通过特务组织不留痕迹地予以消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态势正式形成，魏忠贤的政治黑手党已然具备了监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