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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焕。而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之所以主张杀袁，根本的原因也不是给什么毛文龙报仇，而是要把和袁崇焕关系不错的首辅钱龙锡连带着送上断头台。
崇祯二年年底，朱由检下令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为罪名将袁崇焕和钱龙锡问罪处死。
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朱由检处以磔刑，在北京凌迟处死！“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
袁崇焕之死对辽东边防影响深远，杀了他也就彻底地寒了边关将士的心。而归根结底，之所以杀死袁崇焕，朱由检也并非是上了皇太极的当这么简单。
从袁崇焕所定之罪我们就可以看出，皇太极的反间计起到的是一个促进作用，并不是此案的主体，但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事情累积在一起才让朱由检彻底放弃了这个自己曾经无比信任的辽东主帅。杀袁崇焕，没有具体、主要的原因，而是议和、杀毛文龙、军饷太多、北京一战的防守策略，这所有事情累积在一起的结果。如果我们非要总结出确切原因的话，那么只能说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皇帝的朱由检，年轻、褊狭、猜忌、刻薄；其次就是作为悲剧主角的袁崇焕虽然带兵是好手，但却有着致命的官场幼稚病。
（四）清风起，定辽东
北京之战给明政府带来的是沉重的打击，但是给皇太极和他的后金国带来的却是无比的喜悦，一来拔除了袁崇焕这个眼中钉，又先后击杀了山海关总兵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黑云龙等骁将。后金军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继而留兵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这一次的战果可谓巨大，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彻底解除了明帝国对后金的军事压力，从此开始了金国掌握主动权、明朝步步败退的新阶段。
基本稳定了边疆局势之后，皇太极开始着手内部改革，由于连年征战，后金内部过于注重军事发展，文官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帝国的吏制极不健全。为了改变这种政治结构上的不均衡，皇太极开始大量选拔人才，量才录用，充实国家机构。他指出：“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下令“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并谕各家不得阻拦。崇祯二年九月，后金考试儒生录取二百人。崇祯七年三月，又考录汉人生员，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在皇太极的治国方略中，“以人才为本”是其核心部分，他命令满、汉、蒙古各官荐举有深知灼见之人，而且不论出身、民族，尽量做到量才录用。从天命汗努尔哈赤的“戮儒”到天聪汗皇太极重用儒生，后金帝国的人才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太极大力选拔人才的结果就是治下各族才俊大量被发掘出来，加入到了建设后金的队伍之中，这其中汉族仕人数量相当可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金政权的组成成分，进一步缓解了民族矛盾。诸如鲍承先、宁完我、高士俊、高鸿中、马光远、张存仁等汉族人都成为皇太极的股肱之臣，为后金政权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第73节：奈何江山唱晚（73）
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仿照明朝六部制，设定官制。设立了国家主要的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一位贝勒主管，下设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参政以下各官员各部数额不定。接着，皇太极又下令“停止贝勒领部院事”，这条命令的颁布将六部之权牢牢地控制在他自己手中。
随着政治、军事、经济的不断发展，后金帝国逐渐走上了良性轨道，国家的改良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考虑到汉、蒙古对女真这两个字有先天性的距离，因此，崇祯八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定族名为“满洲”。次年四月，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式建立了。
以大清为国号的举措进一步改善了汉族人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认识，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为之后的统一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表明皇太极确立了廓清宇内，统一中国的志向。
定改国号之后，皇太极进一步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崇祯九年，在大清国设立都察院，掌管监察之权。崇祯十一年，皇太极将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专门负责掌理内外蒙古等其他民族事务，最大限度地巩固金蒙联盟。改革调整后的国家机关有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随着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皇权得以加强，旗权开始削弱，国家的权力已逐渐向以皇帝为首的三院八衙门倾斜，大清国正式进入了比较先进的封建化阶段。随着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一套封建等级名分制度也随之确立。崇祯五年，皇太极下令官民服制，从衣冠样式、色彩、图案、布质按等级不同而各异，区别尊卑贵贱。崇祯十年四月，又命“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以此彻底改变了八大贝勒共同执政的局面，基本完成了皇权对国家的集中控制。
伴随着大清政权的最终确立，皇太极踌躇满志，开始策划帝国的统一大业，并以进攻朝鲜拉开了战争的大幕。
崇祯九年十二月，皇太极下令再次出征朝鲜，理由是朝鲜“毁弃盟约”，不得已兴兵讨伐。当月初二，皇太极率代善、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杜度等人统兵十万大举东侵。大军分为两路，多尔衮、豪格将左翼满洲三旗、蒙古三旗，由宽甸路奔长山口，入朝鲜境。多铎、硕讬率军往围朝鲜首都汉城。十二月初十，大清部队穿过镇江，连下义州、郭山、定州。十二月十三日，杜度率领精骑马队，连下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十二月十四日，岳讬率前锋兵抵达平壤。多铎部进抵汉城。十二月十六日，朝鲜国王李倧领后妃朝臣弃都逃往南汉山城，皇太极随即指挥先锋部队将此城团团围住。
崇祯十年正月初一，皇太极率领大部队到达南汉山。多尔衮部则连克昌州、安州、黄州等城。正月十三日，朝鲜国王李倧奉书请降。正月二十三日，多尔衮又攻占了江华岛，俘获王妃一人，王子二人。正月二十八日，完全丧失抵抗能力的朝鲜被迫与大清军签订了“南汉山规则”。主要内容有：“去明年号，纳明所赐诰命册印，质二子，奉大清国正朔，万寿节及中宫皇子千秋、冬至及诸庆吊事，俱行贡献礼；遣大臣内官奉表、与使臣相见及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有征伐调兵扈从，并献犒师礼物；毋擅筑城垣、毋擅收逃人，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黄金百两、白金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泰（鼠）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布四千、米万包。”
清帝国第二次入侵朝鲜，彻底地瓦解了来自东南方向的战略威胁，一举拔掉了皮岛等明军战略据点。“南汉山规则”的签订则迫使朝鲜国与之建立了倾向性明显的贸易关系，促进了清帝国的经济发展。
彻底解决了侧翼的安全问题之后，皇太极再一次把主要兵力放在了对明朝的战争上。
崇祯十四年春，大清部队近逼锦州城外，挖深壕、修垛口、齐备粮草，准备长期围困。
三月，锦州东关守将吴巴什降清，清军攻占锦州外城。
四月，皇太极命令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率大清部队以火炮为掩护，轮番攻城，锦州城危在旦夕。
崇祯皇帝见锦州吃紧，立即命令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吴三桂等八个总兵、十三万人马云集宁远。七月二十六日，明军进至松山与锦州之间的乳峰山西侧，此时清军多尔衮部已抢先占领乳峰山东侧，洪承畴将骑兵布置在松山东、南、西三面驻扎，而步兵则布置在离锦州只有六七里地的乳山岗，准备与清军决一死战。
八月初八，清军向驻守乳峰山西侧的明朝援军发起进攻，数次受挫。在明援军的强大压力下，多尔衮向沈阳求援。八月十九日，皇太极统帅三千精骑于九月二十三日到达锦州前沿，列阵于松山、杏山一带，阻击洪承畴援军，并派阿济格领兵袭杀塔山护粮饷明军，夺取笔架山所囤粮草。随即两军开始正面交战。洪承畴背松山列阵，派兵冲击清营。这一战，明军被大清部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战后统计，清军一共消灭明军五万余人，获马七千余匹，甲胄九千多副。明总兵吴三桂、王朴临阵脱逃，率残兵逃入宁远城。蓟辽总督洪承畴则带领剩下的残兵一万人被清军团团围困在松山城。
洪承畴被困松山之后，突围不成，等待援军又迟迟不来，松山一直被围困了半年之久，城中粮食殆尽，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崇祯十五年二月，松山副将夏承德叩请清军，愿拿儿子夏舒做人质约降。三月，清军应邀进攻，洪承畴被生擒，部将曹变蛟、王廷臣等人拒降被杀，松山城最终失守。
洪承畴被俘后，被皇太极押到清国的首都盛京，开始的时候他也是拿定主意，一心求死，决不投降。但皇太极爱才心切，为了使他投降，费尽心思，最终洪承畴还是放弃了求死的初衷加入了清将的行列。然而让人感到滑稽的是，这边洪承畴都已经投降了清帝国，可北京城里却还到处传诵着洪承畴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为了洪的壮烈事迹，崇祯皇帝朱由检极为痛心，不光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而且还亲自致祭。就在他登到第九坛时，边关传来消息，说洪承畴已经降清了。
洪承畴投降后，久被围困的锦州明军已筋疲力尽，又见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