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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筑城三层，起建楼台”，修葺“汗王殿”。俗称此城费阿拉。同年六月，定国政，草拟法令，制定管理措施。“凡作乱、盗窃、欺诈，悉行严禁”。
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将都城迁到赫图阿拉（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在苏子河与嘉哈河汇合处的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城高七丈，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有内外两城，努尔哈赤及其亲贵居住内城，军队则扎营外城。奴隶、奴仆居城内，铁匠等工匠分居各城门外。此城俗称老城，它是建州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努尔哈赤进攻辽沈地区的牢固基地。
万历四十三年，由于势力规模不断扩大，努尔哈赤设立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国事。“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并规定，凡判断民人讼狱，先经扎尔固齐（都堂）审问，后入告五大臣，五大臣复审，报告诸贝勒，众议奏明，最后由努尔哈赤裁决。此外，还有分管庶务的官吏，如掌管仓库的拨什库，管理文书的巴克什。为了选拔人才，充实权力机构，努尔哈赤还定下选取官吏的标准：“不要看出身，要看心术正，大才能的任用。不要看门第，要看德才，充任大臣。”努尔哈赤这种不拘一格的选拔手段为人才的汇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他招募了许多颇具指挥才能的名将。例如帮助他理政、听讼、统兵征战的“五大臣”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史书记载：“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十石，善于以少败众，军功累累，所向无敌。辄为军前锋，用兵垂四十年，未尝挫衄。费英东，智勇双全，多次领兵出征，功勋卓著，被誉为‘万人敌’。三十余年里，每战必身先兵士，冲突坚阵，当其锋者，莫不披靡。安费扬古，屡败敌兵，克城破堡，勇冠三军，被赐号为‘硕翁科罗巴图鲁’。扈尔汉、何和礼亦为能征惯战军功卓著之勇将。”而在这著名的“五大臣”以外，还有扬古利、劳萨、图鲁什、巴笃礼、冷格里、萨穆什喀、阿山、吴拜等等，也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之猛将。
第49节：奈何江山唱晚（49）
除了攻城拔寨的武将之外，努尔哈赤也笼络了不少颇具才智的知识分子，例如额尔德尼和达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额尔德尼，自幼明敏，精通蒙、汉文，从征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在当时，女真族原有的文字已经逐渐衰落不用，因为与蒙古人往来甚密，因此女真人必习蒙古文，译蒙古语。同时又受汉族文化影响，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代言者，十之三四”。女真族的逐步统一，单凭蒙古文字和汉字与周边民族交往，没有自己的文字，努尔哈赤已深感不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和对外交往，于是，下令创制本民族文字——满文。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借助蒙古文字编造国语。额尔德尼遵循努尔哈赤指授，参照蒙古字母，创立了女真人自己的语言，俗称“老满文”。
额尔德尼和他所创立的女真文字系统，为后金国的建立和满族的加速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清王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位先贤在建国初期的不懈努力和天才智慧。
达海，九岁便能通晓满汉文义，具有超凡的语言天赋。他翻译了《素书》、《明会典》、《三略》等汉文典籍，并为老满文增补十二字头，于旧文字旁加以圈点，使满文更为完善，被称为新满文，通行于后金。他的存在使女真人很好地吸收了汉文化的精华，并且最终确立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核，进而建立了强大的民族自信心。
这些文臣猛将皆云集努尔哈赤麾下，同心事主，为贯彻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总方针，而各尽所能，艰苦奋斗，终使女真民殷国富，军威渐盛。
在基本统一女真部落之后，努尔哈赤又将女真人的社会组织确定化，形成了紧凑有效的八旗制度，将其所属部落统统编入八旗，满语称之为“固山牛录”。八旗制度的设立，正式确定了女真人等级分明的组织形式和行政规划，在日后的民族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制度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逐步发展成为“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当时“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的一切事务。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的力量空前壮大，原来的四旗机构臃肿，必须予以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将四旗改为八旗，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厄真一人，副职二人称美凌厄真。固山厄真即旗主，领有步骑七千五百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部队）五千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作为女真部落的大酋长，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二儿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领镶白旗，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领镶蓝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侄子）领正蓝旗。他们是每个所辖旗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军事、行政和组织生产的大权，八旗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而“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代子二人为副职，再置四名章京、四名拨什库，并把三百人组成的牛录，分编成四个小的部落组织塔坦，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可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的统治机构，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大功能，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第50节：奈何江山唱晚（50）
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明政府的关注。万历三十六年，明廷终止了建州朝贡。次年，又关闭了马市，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明朝这样做非但没有使努尔哈赤就范，相反，却加速了他们政权的建立。
万历四十二年四月，明神宗派遣守备肖伯芝赴辽东。肖伯芝此行作威作福，一方面摆足排场强令努尔哈赤跪拜，另一方面又企图以三言两语化解掉边关的危机。这种迂腐的做法直接暴露了明朝官僚的虚伪、怯懦，对此努尔哈赤自然心生厌恶，毫不犹豫就把这位肖大人顶了回去。肖伯芝事件之后，明朝政府更加注意努尔哈赤的发展壮大，但短浅的目光让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式，以为单凭高压政策就可以解决边境的问题，于是进一步压缩女真人的土地，并收缴其粮食，断绝其经济来源，这也直接加重了女真人集体性的反叛心理。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宣布“大金”政权成立，登极称汗，年号“天命”，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后称兴京。之所以建国号为“金”，是因为他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看作是历史上金朝的复兴和继续，史称“后金”。这也象征着女真民族摆脱了与明政府二百余年的隶属关系，重新开始了同代表汉族政权的明帝国分庭抗礼的新阶段。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击败了女真民族最后一个分裂势力，彻底完成了本民族的统一。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讨大明：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唯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七大恨”彻底地否定了明朝政府延续百年的边疆政策，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廷分化瓦解女真各部，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女真军民之间激起了极热烈的战斗氛围。为此三军将士奋勇冲杀，很快便攻下抚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