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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准备重用刘宗周的事情很快就被温体仁知道了。对于这个老对手，温体仁非常忌惮，于是立即唆使刘宗周的同乡许瑚上疏朝廷，说刘宗周“才谞不足”。崇祯皇帝一看上疏的是刘的老乡，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立即打消了起用刘的念头。
崇祯八年七月，在温体仁的排挤下，刘宗周被迫离开北京，返回故乡。临行前，他给温体仁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刘宗周怒斥温“罔上”、“诬下”、“卖友”、“阴挤同官”等种种卑鄙的行为。走到半路时，刘宗周依然难熄心中的怒火，于是立即上疏，斥责朱由检不会用人，并且毫无顾忌地揭发温体仁的问题。但温体仁不露痕迹的做法，使得刘宗周抓不住具体例证，慷慨激昂的上疏成了满篇的废话，直接的指责更让极好面子的朱由检大怒不已。于是温体仁趁机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诋毁刘宗周肆意诬陷，不久朱由检便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平民。
（二）再毒不过倒行逆施
刘宗周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坚定了温体仁打击异己的决心，但同时也在东林党及其同情者中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面对温体仁的疯狂进攻，他们开始耐心地寻找机会。帝国朝野间不同的政治势力又一次变得你死我活。
崇祯十年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为了弹劾温体仁，事先准备好棺材，然后向皇帝上疏，以死相谏，希望把温体仁拉下台。从杨光先的举动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制度下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独有的悲哀和他们可怜的境地。以死相谏这种犹如行为艺术的做法，既体现了传统士大夫一心报国、不计生死的壮烈，但同时也折射出一种近乎迂腐的执著！这种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以死报国，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下独属于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的忠贞往往得不到任何回报，甚至还有可能赔上身家性命。而这种事情在明朝末期犹为常见，在杨光先之前的钱龙锡、钱谦益、熊廷弼、袁崇焕莫不如此，从这点来说，朱由检已经可以说是个十足的昏君。这个从小处说导致明帝国灭亡、从大处说对中国历史毫无建树的浑蛋皇帝实在是死不足惜。
第36节：奈何江山唱晚（36）
因为准备一死，所以在这次上疏中杨光先说话无所顾忌，毫不留情地列举了一大堆温的罪状。作为一个地方的基层官员（仅千户而已），杨光先能敏锐地看到帝国政局的危机，这是非常难得的，但和刘宗周一样，他也抓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于是还没等温体仁辩解，浑蛋皇帝朱由检就龙颜大怒，把杨光先廷杖一顿以后，发配到辽东寒地。
由于得到了朱由检的庇护，温体仁愈发肆无忌惮，如同疯狗一般打压异己势力。在进入内阁之初，温体仁曾企图联合当年的阉党余孽，进而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但由于朱由检对那些昔日与魏阉有关的官员痛恨异常，加之东林党人又不断以此来攻击自己，万般无奈之下，温体仁不得已放弃了起用阉党的策略。温体仁与东林极端对立，但又无法利用阉党的残余发展势力，在政治整合上一筹莫展，在这种尴尬的形势下，他几乎是丧心病狂地与东林以及那些不依附自己的朝臣为敌。在他位居次辅时，曾以经筵讲章不当为托词，罢去属于东林势力的礼部侍郎罗喻义，又以其他的借口将东林巨子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紧接着又巧施手脚将在朝野之中颇具声誉、且同为内阁成员的礼部左侍郎文震孟赶出了政治舞台。
崇祯八年，文采横溢的东林才子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作为首辅的温体仁，对皇帝的这次任命抱有很大的成见，但他表面上却并没有立刻表现出来，对这次任命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并且在表面上对文震孟毫不排挤，反而事事都与他商量。如此一来，对于政治斗争并不在行的文震孟对温体仁也放松了戒心。
就在文震孟兀自觉得温体仁也不像别人说得那样坏时，温却已经做好了下手的准备。这一次，他采取的是迂回手段，先唆使吏部尚书谢升弹劾御史许誉卿钻营权柄（崇祯八年，张献忠攻下中都凤阳，许御史曾经狠狠地参过温体仁一本，如今温体仁自然要加倍奉还），然后自己在批阅谢升的奏疏时，故意降低处罚程度，接着又把奏疏转给了朱由检。深知皇帝性格的温体仁当然明白刻薄狠毒的朱由检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许誉卿，必然会加重处罚。而面对这种情况，与许誉卿关系较好的文震孟自然会帮许说话，与皇帝抗辩。而这正是温体仁想要的局面，只要文震孟敢于抗辩，那么势必会引得朱由检的恼怒，而干掉文的时机自然也就立刻出现了。
计算好了自己的进攻步骤，温体仁恭恭敬敬地把谢升的奏疏转给了朱由检，朱由检看过之后，立即指出对许誉卿的处罚太轻，要求内阁重新审议。接到皇帝的命令之后，温体仁立即提高了处罚程度，将许誉卿削职为民。面对这种判决，文震孟立刻站了出来，据理力争，而温体仁则依然不恼不怒，只是表示说，这是皇帝的意见，自己也没有办法。
处置了许誉卿之后，温体仁不等风声过去，便立刻密奏朱由检，说大学士文震孟与许誉卿相交，并且讽刺皇帝赏罚不公，是个昏君。朱由检一听此言，立刻勃然大怒，想都没想，就罢了文震孟的官，赶出了内阁，而此时距文震孟入阁只有可怜的三个月。
将文震孟赶出内阁之后，温体仁还觉得自己报复得不过瘾，于是又把目标对准了文震孟的好朋友庶吉士郑鄤。对于郑鄤这个人，温体仁始终没有什么好印象，早在郑鄤刚刚进京时，温体仁就觉得这个年轻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如果放任成长的话，将来一定是自己的劲敌。所以一直以来温体仁都想方设法欲将郑鄤剪除而后快。
出于对文震孟事件的惋惜，此时京城的政治圈中形成了一股对温体仁很不利的舆论，而一向敢于直谏又很喜欢出风头的郑鄤更是走在众人之前，在各种场合都毫不留情地指责和非议温体仁及其党羽。
崇祯八年十一月，温体仁决定除掉郑鄤，他所凭借的是一个道听途说的揭发材料，那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所谓“杖母蒸妻”。
原来这郑鄤母亲早死，后母是一个极其恶毒的角色，经常虐待家里的婢女，是个不折不扣的母大虫。天生好打不平的郑鄤一直就打算好好整治一下自己的继母。经过仔细的谋划之后，郑鄤找来一个巫婆在家里升坛作法，前世今生、因果报应一通胡说，继母吓了个屁滚尿流不说还被巫婆判了杖责二十，郑鄤执杖行罚，于是便背上杖母之罪。
第37节：奈何江山唱晚（37）
温体仁拿到这份检举材料之后，添油加醋、改头换面后立刻密报给了皇帝朱由检。朱由检接到奏疏一看，心中大怒，一直以来，他都以孝悌风励天下，并且借此来标榜自己的英明。如今竟然有人杖责母亲，岂不是找死吗？于是立刻下令将他逮到刑部，严加审讯。
主审此案的刑部尚书冯英是一个还算公正的官员，经过审理后，向皇上报告：“郑鄤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义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并未直指郑鄤杖母，接着又说郑鄤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皇帝能网开一面。温体仁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立刻找个理由把冯英革职回家，然后一转手把此案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锦衣卫都督吴孟明看过卷宗之后，也感到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但又不敢得罪他，于是便一直把郑鄤关在牢里，拖住了案件的审理过程，使该案始终没有审判。
崇祯十一年夏天，京师酷旱无雨，朱由检为了祈求上天降雨，于是要各衙门“陈弊政宣冤抑”。由于此时温体仁已经罢官回家，所以吴孟明便把郑鄤案作为“冤抑”上报。但令人惊讶的是，崇祯皇帝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还是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将郑鄤磔死！这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剐。
郑鄤的结局清楚地说明，在温体仁长期的蛊惑下，朱由检已经没有了基本的判断能力。郑鄤的死既是属于他自己的悲剧，同时也是属于整个明帝国的悲剧。朱由检以他的残暴、刻薄亲手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温体仁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对自己的对手形成了极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政治声誉陷入了绝境。如果说在温体仁入阁之初，东林党人还仅仅是有些看不起他，那么如今则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他们之间关系已经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此时的温体仁心中愤懑至极，偌大的朝堂之上，相信他的只有愚蠢的朱由检。而元首信任他的条件，一是他在政治上的孤立，二是他从不收受贿赂，三是他能拍马屁。这三条，最后一款倒没什么，古来宠臣皆是如此，但前两款却让他非常郁闷，政治的孤立让他时刻存在墙倒众人推的危机，同时也让他的首辅生活压力重重，而从不收受贿赂的结果就是他自始至终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委屈着自己还捞不着一句好话。这种郁闷的政治生活，让温体仁越来越痛恨那些与自己为敌的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仿佛附骨之蛆，让他日夜不得安稳。而针对这种景况，他的攻击手段也越来越阴狠，打击范围也越来越大，攻击当朝的官员不够，还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已经被自己赶出京城的对手。这种穷追猛打、不留活路的做法，最终也成了他败走政坛的导火索……
而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此时则完全陶醉于自己“非凡的领导才华”中。自从有了温体仁，他的政治多动症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心中，始终无法对自己的那些臣子形成绝对的信任。对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他似乎总是抱着一种用之不爽、不用可惜的心态。而假如我们仔细地审视这一阶段的朱由检，努力地去探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