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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属各级分支机构的官员，均由陈立夫一手安排。
内政部调查局报编制设局长一人，陈立夫委派老牌中统特务季源溥担任。副局长之职，陈立夫原准备让党通局副局长王保身担任。但后来，张厉生下台，李汉魂当了内政部部长，他也想插一下手，便推荐桂系的张益民任副局长，陈立夫只得答应。
张庆恩任第一处处长，朱凌云任副处长，第二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
各省、市调查处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下设总务、业务、交通三科。
局本部及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安排好后，他又增设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办事处。
同时，由陈立夫本人按着局势变化情况，随带一个袖珍班子，机动往返于各办事处指挥全局。
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宣布解放，各路大军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
国民党大小官员都打点行装，纷纷准备飞台湾，跑香港，逃海外。
因此，内调局成立后，所做的工作只有是收拾残局了。
陈立夫与季源溥反复商量，其主要工作便是着眼于大陆解放后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主要抓三件大事。
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前往香港，筹办一个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华南据点，在解放后派遣特务潜人大陆，从事搜集情况和破坏活动。
朱凌云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曾在中统局本部党派处工作，也担任过中统缅甸情报区书记。抗战胜利后，季源博任上海特派员，朱凌云任秘书。
大陆解放时，第四处处长兼贵阳办事处主任陈庆斋从昆明逃往香港，曾在香港汇钱给重庆改造的内调局事务科科长王斌，希望王斌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二、与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广州秘密会商，派黄雨青前往华北某一秘密地点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派遣特务进行潜伏活动。
三、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外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对大陆形成一个情报包围圈。
这一计划呈报蒋介石，蒋介石看后甚为赞赏，特拨出10万银元作为经费，要他们尽快将情报据点建立起来。
此时，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解放上海，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只得又西迁重庆。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陈立夫的种种设想，有的成为泡影，有的刚刚筹办，有的刚刚铺开摊子，就被打乱了。
第十四章 农行起家
1．陈果夫说“我也曾在金融界”
陈果夫荣任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孔祥熙对大家介绍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有研究的人。”陈果夫当即顶了过去：“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20年之久。”
弄得孔样熙很尴尬。
国民党四大家族，主要是从经济势力方面来衡量确定的，从这方面来说，蒋、宋、孔、陈这四家，陈的基础是最薄弱的，也可以说是后起的。
陈果夫、陈立夫早就想插手经济，目的并不在于个人腰缠万贯，而在于解决党务活动经费不足问题。
1932年，CC干将刘不同前往南京，向陈立夫索要活动经费，陈立夫颇为感慨地说：“临时约法制定了，而宪法终将出世，政权方式是个多党的，到那时党费不能由国库开支，不能列为国家预算，我们必须自想办法。”
陈立夫停了一下接着说：“党员交纳的党费为数很少，且绝大多数不交。校长（蒋介石）原计划采取党内募捐方式筹集之，而且希望宋子文、孔祥熙二部长多出点，可是事实上，他们口诺而不行动，我们怎么办呢？只有自办企业，大家都成了资本家，党费还愁没有办法吗？”
陈果夫也有类似的想法。1934年立法院公布了宪法草案初稿后，二陈觉得此事迫在眉睫，所以操办的更为积极。一方面操纵在国民党中常会中设立了以孔祥熙为首的党费基金筹募委员会；另一方面，鼓动CC人员向经济领域渗透，自己创办企业，做生意。
在抗战胜利前，除了陈果夫以江苏省主席的身份操纵江苏省农民银行和全国农村合作社以外，二陈在经济方面未取得大的成就。
二陈在经济方面打不开局面，一方面蒋介石让他们分管的是党务，不是经济，更重要的，经济方面早已有人，宋子文、孔祥熙二人对二陈坚决抵制，反对他们在经济方面插手。
“蒋家天下陈家党”多少年来，二陈一直与“党”打交道。
陈果夫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作后盾，这样，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
陈果夫说：“金融制度为国家之心脏，心脏衰退，则身体难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国家基础亦难以巩固。”
因此，无论个人的发财也好，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与金融息息相关。
陈果夫对金融很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挤进金融界。
陈果夫在20年代曾在上海经营钱庄，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但陈果夫仍想重温当年的旧梦。
陈果夫还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曾说：“我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话：‘恭喜发财’。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平生总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兴衰》一书是这样描述二陈是怎样挤进金融界，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的：
1935年4月1日，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成为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并列的大银行之一，统称四行。
农民银行成立以后，因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首脑，不便直接管银行，便由孔祥熙任董事长。可蒋介石又不愿放手，于是又设了一个其他银行绝无而农民银行仅有的理事长，由蒋介石兼任，使蒋仍执掌核心权力。
陈果夫此时在陪都重庆，眼睛就盯住了农民银行，机会也在一步步向他靠拢。
1940年5月，农民银行改组扩充，体制变为董事长制及总理处制，经过陈果夫的一番活动，金融界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了。
按蒋介石的预先通知，陈果夫将出任农行常务董事。然而10月正式宣布时，陈果夫的叔父陈其采为常务董事，陈果夫仅为董事。
陈果夫感到吃惊。原来蒋介石不能让他一下子权力太大，所以临时才改变主意。但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成了农行7个董事之一，脐身于农行的高层决策者行列，而常务董事陈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后慢慢推进，不想农行不是陈家的天下。
在董事会举行就职仪式那天，陈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春风得意的农行董事长孔祥熙有意给了他一点难堪。
孔祥熙向大家介绍时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显，一个国民党的党务专家却来从事金融事业，岂不是笑话。”
陈果夫也不客气，当即把孔祥熙顶了回去！“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20年之久。”弦外之音，别小看人，20年前我是搞金融的，今后小心点。
几句话说得孔祥熙倒尴尬起来，只有嘿嘿干笑几声，会场上的人也明白了陈果夫的来头，心头不禁都紧张起来。
陈果夫果然不差，出任农行董事以后，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工作中去。
1940年左右，国统区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财政有崩溃的可能。
蒋介石为孔祥照管理经济渐渐失望，而此时宋子文正在美国联系美元，分身无术，不能回国主管经济，而在国民党内部，即懂经济，又忠诚蒋介石的人不多。蒋介石把目光投向陈果夫。
1940年，蒋介石任命陈果夫担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又命陈果夫负责四联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制订扩大农业贷款，统一农贷的计划。
1942年，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手令，规定从7月1日起：“中交两行现有之农贷业务，应逐渐收缩，移交农民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全部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总计农民银行接收，贷款本息共53万元；农贷区域共299县市；农贷机构112所；农贷人员共722人。
这是陈果夫的一大胜利。
自此，中国农民银行在法律事实上已演成兼管长、中。短期农贷之惟一中央农业银行。其业务以全国为范围，以全国农民为对象，所负使命之重大，百倍于往昔也。
当陈果夫的农民银行有了一定实力后，便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即问鼎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宝座，要登上这一宝座，就必须倒孔，将董事长孔祥熙赶下台。
1945年，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黑幕终于败露，公众舆论大哗。
陈果夫见时机到来，即借题大加发挥，风助火势、大造舆论，欲将孔置于死地。但孔祥熙后面有蒋介石这棵大树，他是不会倒的。最后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项和辞职了事。
尽管CC系在该案始发时煽风点火，但后来看到，政学系俞鸿钧在此中获利最大，当了财长兼银行总裁，搞得不好，会将所有的肥缺都收到囊中，CC系只能成为水中捞月的猴子。
于是，陈果夫开始改变策略，即由倒孔到反过来拉孔，到处为孔祥熙说好话、打圆场。
孔祥熙见陈果夫一班人并未落井下石，倒对他感激涕零，决定将农民银行让给陈果夫。
1945年9月11日，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经国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