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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10月31日那天，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同时，由各地方各团体举行献机典礼。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在献机当天，空军还举行了飞机表演。
这次献机活动，由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全国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万，未收到的有500多万，总数1200多万元。这次损款所购的飞机都购自美国，由于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气势表示恐惧，又同情中国抗日，所以在飞机价格和性能上都对中国照顾。
空军是兵员少，费用大的兵种。由于财政困难，中国空军此时还在初创阶段，力量单薄，距离可以和日本空军抗衡的目标，远远不及。此次捐款购机，是在此以前中国空军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以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非常大。陈果夫任主席的江苏省献机九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力量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到者数千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江苏所献九架飞机来自：1党政系统；2政治军警系统；3小学生；4教职员与学生；5商界；6商界；7商界；8自治人民和农民；9童子军与自由职业者。
此次献机，在献机祝寿活动发起时，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事实上既是公开的整顿军备，又是调动全国民众情绪的一种试验，其国际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蒋介石此时已确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加强军备就是势所必须；但是，祝寿活动是公开地加强军备，此时由于中国准备未周，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本人明确摊牌。最后蒋介石采取了“避寿”的办法，既接受所捐飞机，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开对抗。
1936年10月22日，在祝寿典礼的前一个星期，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上是“避寿”，“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实际上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是部署和协调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陕北“剿共”；二是检查坐镇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和中央军军长樊甫、刘屹等人负责的河南军队整理和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正当蒋介石坐镇洛阳，部署北方军事时，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前往洛阳见蒋介石，对蒋说西安形势紧迫，或将生变，请蒋务必去西安一次。通过各种情报来源，蒋介石也知道情况紧迫，在这一天日记中，他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东北军之所以军心不稳，为上述所谓察绥战事关系很大。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百灵庙击败德王、李守信部和汉奸王英的大汉义军，取得了当时震惊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对全国人心影响很大。击败德王、李守信、王英，在当时的影响上，类同于击败关东军。而东北军在北洋军阀时期及以后，素称能战，1927年宁汉对峙期间，以东北军独力，对付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两部合力尚有余，当时傅作义率部攻占琢州后为张学良包围，傅作义虽拼死力战，但最后终因力尽接受改编。但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几乎是每战必败，一丢东北三省，二丢热河，1933年长城抗战，西北军宋哲元，中央军杨杰、晋军傅作义都有上佳表现，唯有东北军何柱国，一战便丢了九门口，致使东北军大失脸面。以后蒋介石把东北军只放在后方支援的位置，不再放在正面前线，蒋此举对东北军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东北军离开华北之后，辗转于湖北、陕西，因失去基地，经费缺乏，蒋介石减去该军军饷的五分之一，使该军将士更有倍受歧视和颠沛流离之感。时时梦想打回东北，一雪屡败之耻，二复经济待遇。因此，当看到傅作义取得“百灵庙大捷”之后，东北军对打回东北更加跃跃欲试。
东北军被蒋介石逼赴陕西“剿共”，实非东北军所愿，所以在作战中，也难免打滑偷懒。正当蒋介石坐镇洛阳督阵时，胡宗南率军向陕北进攻，按计划东北军应协助作战。但东北军诸部或逡巡不前，或行动迟缓，最后形成了胡宗南孤军深人的局面，1936年11月，山城堡一战，胡部一旅被歼，一旅被击溃。
而在此时，东北军从上到下都对共产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对此在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第一次人陕，蒋即有察觉。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写道：“中正于二次人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
从当时的情况看，蒋之所以派东北军去“剿共”，一是因为东北军不愿去贵州，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蒋系中央军请部正忙于整理，不愿因向西北大规模派兵而致整理中断。所以1936年12月4日，蒋决定亲赴西安，安排“剿共”，并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蒋方震、陈调元、邵元冲等人召到西安，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将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调蒋鼎文、卫立煌、王均、樊甫、万耀煌请部中央军近30万人，开往西北，准备如果东北军和杨虎城部厌倦“剿共”，便将之调往福建、安徽，而将中央军调至前线。
这时正值1935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前夕，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西安学生和群众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也趁势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建议，蒋称张“年轻无知”，并声称，“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南京，最先察觉西安发生问题的是陈果夫的老友曾养甫。因为他主管交通通讯，当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后，曾一度下令和外界断绝一切通讯联系，曾养甫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立即命令查找原因，12日下午5时，证明西安发生事变。陈果夫立即从曾养甫处得到了消息，但关于蒋的下落，曾未能查明。在曾养市查明西安事变之前，为查核有关西安方面的消息，陈果夫还找陈布雷打听情况，据陈布雷日记记载“是日下午1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西安之消息，余怪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
有关蒋介石个人的消息，最早来源是军方。1936年12月12日下午4时，驻扎在豫西一带樊甫部转张学良西安去电，称蒋在西安“失踪”。下午6时左右，南京政府接到了张扬在西安发出的通电，通电除八大主张外，明告南京发动事变的目的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这些消息在南京首先为何应钦得到。
1936年12月12日下午5时，陈果夫在从曾养市外得到西安发生政变的确实消息后，立即又打电话向何应钦核实，何应钦回复说确有其事，但真相到底如何，还不清楚。陈果夫于是在和曾养甫商量后，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常委丁惟汾、戴季陶、于右任等人到他的寓所商量对策，这时西安方面的八大主张已传到南京，大家略做商量之后，便一齐来到何应钦的住宅。
等他们到何应钦住宅时，何宅已聚集很多人，冯玉祥也到了。在成立军事委员时，蒋介石为委员长，以冯玉祥为副委员长作陪衬，这时冯玉祥在蒋被扣的情况下，想以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但大家都不同意。查阅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因无此项规定而作罢。最后，李烈钧出面调和，决定将军权付与军政部长何应钦，由何统一指挥军队，负军事全责。经过内部协调，决定于午夜一点在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在紧急会议上，戴季陶态度最为坚定要求讨伐张扬，孙科未说话，而冯玉祥语言含糊，会议开到凌晨3时，做出了决定：一、明令免除张学良、杨虎城所兼各职，通电全国，将张杨罪行公布于众；二、军事委员会常委增加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等；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与各执行委共同负责，军队指挥权归何应钦。四、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
12月13日，陈果夫又与叶楚伧、陈布雷和曾养甫等三人在叶楚伧家开会，讨论对外宣传口径，最后决定：一、由全国各报，用同一口径发表一声讨张杨宣言；二、由叶楚伦拟稿，电令各省市党部指导民众团体主张一致；三、由陈布雷拟稿，由陈果夫用江苏省主席名义，电各省主席一致主张，寄镇江拍发；四、由何应钦领衔，以何和黄埔同学会名义电各省各军，共同发布宣言。这四条办法实行后，遂告成了国民党地区舆论上的一致。各地省主席相继向陈果夫复电，表示自己的态度。据陈果夫自己说：“各省主席复电，大都很好，其中以龙云有决断，复电最快，以马鸿逵来电最有情感。”陈果夫还给杨虎城去了一电，“反复劝导，及晓以利害，杨亦有回电。”
宋美龄在10月22日本和蒋介石一起飞西安，但返回洛阳后，因病前往上海治疗。所以，12月4日蒋介石再去西安，宋美龄没有同行。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宋美龄还在治疗。她后来回忆说：“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宋美龄得此消息后，甚为恐慌。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澜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