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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南京政府颁布《反省院条例》后，其权力所及省区，普遍设立反省院，反省院由二陈控制，其目的也是进行思想瓦解。
出于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陈果夫、陈立夫逐渐把触角由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伸向了文化宣传领域，这便和由“天子”门生黄埔学生组成的复兴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原来，国民党组织思想系统是双轨并存的，一般党员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管，军队系统则归总司令部政训处。在开始的时候，双方势力都比较小，而活动空间又很大，彼此尚能和平相处，但随双方势力的扩大，冲突日渐激烈起来，以至互不相容，互相对抗。
黄埔军校学生开始插手文化领域始于蒋介石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在时间上，要比二陈晚得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热潮的压力，蒋介石为收买民心、统一力量，倡导了所谓的“民族复兴运动”，他于1932年3月，召集黄埔军校学生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曾扩情、康泽、戴笠等人，组成了“中华复兴社”。“中华复兴社”的行为准则为“需要既是真理，行动既是理论”，极力主张避兔空谈，倡导实际行动。“中华复兴社”成立后不久，它的三位理论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就动起手来，开始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著述著作，主张“行动”，号召“硬干、实干、快干”。他们认为，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从上述观点看，“复兴社”和“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为核心。但在具体办法上就有区别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励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说，复兴中国要“以恢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贺衷寒、刘健群等人的这些演说著述活动，虽然已经走出军队政训系统，插足社会宣传，但更多的还是政治说教，不属文化领域。从上述刘健群、邓文仪二人的观点看，“复兴社”和二陈的“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但不久，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萧作霖等人就发现，他们这套口号式的政治说教，对于糊弄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可以。但对于高层知识分子如一些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等，就不起作用了。这时正赶上南昌行营召开讨论“剿共”的设计委员会，萧作霖也奉命参加，他到处讨计。设计委员会中有一位留美博士张彝鼎献计说：“我看你们光喊攘外安内和拥护领袖还是不行，应该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来更有力地对抗共产党。”张彝鼎还送给萧作霖一本《法西斯蒂精神史观》，要他研究一下。在此之后，萧作霖对张彝鼎的看法就高于邓文仪、贺衷寒和吴寿彭以及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一些其他成员，大家均赞成有开展一个全面性的文化活动的必要，而开展一个全新的文化运动，首先应从革新生活做起。他们自认为要革新生活，需先由复兴社组织的成员带头做榜样。于是，由萧作霖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此时邓文仪正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经常见到蒋介石，便将意见拿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完后，并未意识到萧作霖和邓文仪的目的在开展一次文化运动，误会为革新生活作风，于是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社员，而且应该在全国推行。蒋介石以此作参考，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意见虽为蒋介石采纳，但并不符合萧作霖、邓文仪等人的初意，他们决定按他们的设想继续搞下去。经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吴寿彭和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级骨干商讨，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张彝鼎、蒋志澄、李毓九、高洁珠、白瑜、傅说等人同意参加发起，便决定筹备成立。但他们很快发现，列名发起组织的几十个人中，名人太少，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但事已至此，最后决定还是先成立起来再说。1933年12月25日他们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推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为理事长，萧作霖为书记长，总部设在南昌戴家巷14号。
关于发起“中国文化学会”的宗旨，复兴社分子吴寿彭在起草“中国文化学会”的《缘起》一文中称：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惟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惟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的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争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成之可gg。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经济为文化的全基础，只有建立新经济制度而后能建立新文化之意见。更不信其中国所要之经济制度即俄国列宁所要之经济制度。我等预料苏俄将可有一度文化之发扬，决不是今日逆合其新王朝、专作工农之颂歌文字匠即自鸣为无产作家者们所可成就，那些新王朝的颂歌是与旧王朝的颂歌一样值钱。……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义，生而为人就没有自由。自由之本义为不犯人之自由，此外，这自由两字无所用之。我等以两重意义对前期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我等提出责任一词以反自由。……从责任出发，即成道德及其规律。我等志愿结束这前期文化运动，重新做起，确立新的责任与新的规律，团结这破碎了的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学会”正式成立后，在发布的《我们的主张》中，复兴社分子再次强调了上述宗旨，声称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
从上述“中国文化学会”的政治纲领看，其对文化的主张和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也没什么大的区别。问题是出在文化领域由谁领导和文化阵地由谁来占领上。按照蒋介石的划分，贺衷寒等人的军队政工系统只管军队党务和政治宣传，社会文化系统是二陈的势力范围，而且陈立夫一直以能“讲话，做文章”自诩。虽然“复兴社”分子在南昌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有向文化领域扩展的趋势，但他还是认为他多年的基础未便轻易能动摇，所以也未放在心上。
二陈领导文化的主要基地在上海。上海的新闻界，著名报纸很多都由CC派控制。如《晨报》社长是潘公展，总主笔为陶百川，主要撰稿人有樊仲云、王新命、袁业裕等，总编辑是何西亚；《社会新闻周刊》社的社长是丁默郁，主要撰稿人有李士群、唐惠民、张师石、陆葛云等，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外论编译》社社长是方焕如，主编袁学易；《社会主义》月刊社社长兼主编为周毓英；《大沪晚报》社社长是李恩招，主编为张修明；这些人都属CC派。
“复兴社”也创办有大批刊物，最早的是由《文化日报》改组的《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刊物峨们的路》和《青年旬刊》，1931年1月，后两个小刊物合并为《中国革命》周刊。与《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在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钱，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作为“复兴社”在上海的喉舌，由“复兴社”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优等辅助。报纸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在福州发行的《南方日报》，以及河南开封的《河南晚报》，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等。期刊还有刘健群在北平创办的《老实人》；在上海有《新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在南京有《中国与苏俄》月刊、《国际周报》；天津有《现代社会》周刊；西安有《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有《乐群》周刊等。“复兴社”的报刊几乎铺天盖地，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几乎无地不有。但问题是，这些报刊既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做依据，办刊的水平也不高，各报刊又各自为政，各凭主编人胡乱发表议论，所以报刊数量虽不少，但影响却不大，并未对CC派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以后，急于扩大影响，建立下层分支机构。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分会，大家认为有选择一处有影响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