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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官员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十分严密，对“青白团”
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强调该组织严密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这两个组织只有纵的组织关系而无横的联络。所谓“我们自己人”只限于人团者那个地方内，别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问，问了就是违犯纪律的行为，倘越戒律半步，将受到严厉制裁。与此同时，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它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与“同志会”分子为数不多，俱为各地、各部门中的核心人物，领导策划该地或该部门各种工作。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组织各种名称的秘密团体，以团结那些反动分子，渗透到各方面，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活动。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统治当地国民党、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诚社。
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戴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治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项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
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了一些CC主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与章程和“青白团”、“同志会”大同小异，而且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的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屯。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嫡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理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分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之外，在东北关内青年学生中有以齐士英领导的“东北青年学社”；在南京有以徐恩曾、萧铮、洪陆东领导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以陈伴岭领导的“武德社”和陈伟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在上海有以潘公展、吴开先等领导的“上海协会”；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以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等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于了大量的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陈立夫不仅看重组织活动，而且很重视宣传教育，他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当时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和陈果夫等，到处发表讲演，宣传法西斯主义，陈立夫在北大、清华讲演中还说，他一年之内要在京沪汉等大城市对10万学生发表讲话。除此之外，他还网罗一些反动文人帮他写了反对唯物论、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唯生论》；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所谓文化建设运动，要一些反动文人办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还和叶楚怆一起主编吹嘘蒋介石为法西斯领袖人物的《墨索里尼传》；发动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等CC系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他们的领导下，各种反动学生组织办的报刊，那就太多了。
二陈和徐恩曾等在学校中培训反动学生，建立、发展特务组织的活动中，值得特别说的是，贯彻执行蒋介石提出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和北平都遵照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了这项活动。
1934年，徐恩曾在南京常府街48号，召集特工总部的卢斌和专管“学运”的项本善，以及南京国民党市党部做“民运”的李永懋等，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到江西参观，就是对他们训练，是寓训练于参观之中。要使“学运”
的核心分子实地见识一番，看看国民党“剿共”的“成绩”，了解一番共产党的各种情况，以便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参观旅途的食宿费用，全部由公费负担。当时决定，特工总部的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下面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其中有CC分子，特务分子和部分思想落后的分子。他们从1934年7月ZI日出发，8月29日回归，历时40天。在参观中，国民党把他们杀光、烧光、吃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的恶果，诬蔑说是共产党和红军干的；把苏区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说成是“匪行”。“参观”回来后，在陈立夫的导演下，成立了一个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洪兰友等5人组成的“学运指导小组”。学运指导小组在9月14日，召集参观团成员和各大中学校的CC骨干共16）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同盟”）．的组织。“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又神秘。叶秀峰、张道藩亲自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监誓人徐恩曾做了长篇讲话，说什么“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仪式后把人们分成8个小组，宣布了五项纪律，基本内容是：一切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倭，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当时还规定，每半日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布置，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比如，在中央大学调查过生物系教授欧阳翦先生，原因是有人密报他对社会不满，发过牢骚，历时一年多没抓住他的把柄。再就是西北军阀马家送中央大学学习的一批人，也都被列人过调查对象，还为他们写过“专案报告”。为了有把握完成调查任务，徐恩曾还教给他们一套手段，如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等等。为了培养这批同盟成果，还举办过一期“专题讲座”，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戴季陶讲的是如何俯首帖耳供蒋驱使的“青年修养”；梁凤林讲的是“中国历史人物证论”，中心思想是说蒋介石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徐恩曾的任务是轮流约组长到“餐馆”吃饭，谈话，做具体深人的教育。
北平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是由张厉生导演，在胡梦华主持下进行的，以诚社成员为主，叫做北平大学生暑假南下考察团，有50人参加，历时1个月。他们在武汉参观了汉阳兵工厂、张之洞祠堂，在南昌参加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中的“清洁整齐运动周”，“靠左边去”和“新生活星期日识字运动”等活动；搜集了江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和对苏区经济封锁的资料；到南城参观了毛炳文、康泽对“江西民众剿匪自卫大队”的检阅；从南城到南丰的路上，看到沿途蒋军修的“乌龟壳（堡垒）”，听顾祝同吹嘘“围剿”中的“赫赫成果”；在广昌由罗卓英、樊松甫引导着参观了所谓“卤获胜利品陈列所”；也看到了红军刷写的“苏维埃政府万岁”，“工农兵团结起来粉碎白军的围剿”等标语，以及由于群众信仰共产党，蒋军所占地区群众跟红军撤走后的萧条景色。最后这个团还上庐山接受了一周军官训练团的反共训练，听了蒋介石、陈诚、贺衷寒等人讲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攘外必先安内”和“尊老师敬父母服从领袖”之类的讲话。为了散布考察团贩运的毒素，诚社的《存诚月刊》刊载了长篇报道记事，天津诚社刊物《理论与实践》还出了专号。
“同志会”和“青白团”与国民党中的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政治部门中和以张群为首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