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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官员”，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如果谁以为某某人是蒋介石某某机关的甚么官，而不是正牌特务，那就会看错了。
还有一种以“学者”身份取得做官凭据的特务，如果只看他的铨叙证件，也会上当。比方徐恩曾的亲戚穆某，东抄西凑的弄了一本所谓“著作”送去审查，竟搞到一个“荐任一级”。其实他并不是甚么学者，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特务中有些老粗看了眼红，就发牢骚说：“多写几个字就官高些，我们不写的就得不到！”弄得徐恩曾要在纪念周上就铨叙的事欺骗一番，借以压制不平之气。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总裁说过：我们的主要力量，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们负担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工作，谁看不起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谁还要争官位，就不配在我们这个团体呆下去。”这样的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连徐恩曾自己在内，他们谁个不争权夺利，抢地位，刮钱财？当时，还未脱离“CC”且在“中统”当专员的刘不同，就对徐恩曾的话放过一炮，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刘不同素以泼骂出名，他在躲警报时，站在防空洞，照例要放些炮，常引起小特务的共鸣。因此徐恩曾根讨厌他，在徐恩曾垮台之前，便把他搞出去了。
关于蒋政权内争权压利的事实，连“中统”创办人陈立夫自己也承认。有一次在他的防空洞沿躲警报，就发表过一番“名言说论”。当时，他左右“敬聆雅教”
的，有“CC”大将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
陈立夫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简单到如何呢？陈立夫说：“关系不外是三种。”
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日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才智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人这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须是这种关系猖撅的时候。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甚么的许多同，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打破它，甚么办法都无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这个“CC”和“中统”头子所说的话，“长”则“长”矣，却还不算太“臭”。他以蒋介石的党、政、特务要员的身份和经验，确能抓着些痒处。问题只在于他尽管慷慨而言，大有“痛心疾首”之态，但若是查一下陈家兄弟和蒋介石的关系，在那个“性”字上面，虽不如孔、宋的亲密，又何尝逃得出“美其名曰亲友”的一关？其次，如果陈立夫以至于潘公展之流的“CC”头子，果真是只重“政治关系”而不重“经济关系”，他们那许多财产，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又凭什么能在美国过其寓公生活？陈立夫这个“唯生主义”的“理论家”又何以维其“生”？所以，无论是蒋介石这样的“帝王”，或陈立夫这样的“将相”，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
当时，陈立夫还说：“我们的政治关系，要不同于外国那种纯粹办事的文制度，要把组织力量发展散布到任何一项事务工作里去，就是邮局、电报局和银行等等，也应该在内。只有这样的人事关系才可靠。”这几句话，倒颇能表达“中统”的目的，这个作为蒋介石鹰犬的特务机关，就是要把鹰爪和触须伸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一面加强其反共反人民的工作，一面也企图从强固蒋介石的统治基础上，强固其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并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尽管陈立夫口头上不满于“亲友关系”，但在“中统”的首要人物中，徐恩曾就是他的表亲，叶秀峰就是他的同学。可见他与他的主要部属，就离不开“性”宇和“同”字的关系。
“中统”主要分子的来源，简言之，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蒋介石浙江官僚系统中的嫡系。徐恩曾、叶秀峰。张道藩（参加“中统”
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朱家骅（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地位兼“中统”局长数年），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有些不是浙江人，但属于这一官僚系统。
（二）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收买的叛徒，“中统”所使用的叛徒在数量上不比“军统”少，在使用的分量上还比“军统”重。如红九军的叛徒何畏（后改名何云），红二十六军叛徒杜衡和陈建中等，都属于这一类。（陈后是台湾蒋经国手下的特务头目之一）
（三）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又再改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经陈果夫、陈立夫选送到“中统”去的。其中被提拔到组长、处长级的如谢永存和跟在陈立夫身边的温麟等人。
（四）由中央军校毕业生中吸收的分子。如王思诚、张志鹏、齐耀荣等都是。
（五）通过“CC”组织，在各大学毕业生中选用的，如项本善、张兆翔、牛传钦等。
（六）从反动帮会流氓集团中物色的，如陈庆斋、庆深庵（即庆玄）等，以及由国家主义派、改组派“行动”特务转入“中统”的。
（七）由“中统”自办的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如青干班。江北训练班、海外班、侨训班等毕业生，在分配工作时有些就人了“中统”。
（八）由私人介绍，经试用合格，成为正式特务的，如童世纲、胡祥林（朱家华介绍）、邓纫（刘建绪介绍）等。
现在就这些主要特务，个别地谈谈。
“中统”的大头目徐恩曾，交通大学（即原南洋大学）毕业，后来留学美国，学过电机工程，所以他除了以党官的姿态出现之外，还以工程师的姿态出现，抗战期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他还是负责人之一。他平时也阅览英美出版的科技书刊，自己也常常开汽车，还夸说自己开长途汽车比一般司机开得好，并且会修理。所以不知内幕的人，还会以为他果真是个工程师，却不知道他是特务头子。
徐恩曾家里本来有老婆，但是在抗战前，便与留俄学生中的女叛徒费侠（湖北黄破人）关系很密切。后来由徐恩曾的爪牙替他把条件讲好，他就抛弃了前妻，和费侠同居。通过费侠，徐恩曾又拉了留俄学生中的西门宗华和托派的叶青之流，为蒋介石政权效犬马之劳，叶青还自吹是“理论家”，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徐恩曾不善于说话，笔下也极为迟钝，字也写得很差，连一个签字，也只有熟悉他笔迹的人才知道是他，否则绝对认不出是徐恩曾三个字。记得有一次，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什么刊物上，刊了他的一篇文章，印出来的作者名字，竟变成“徐思予”，其书法之“精彩”可以想见。从此他也将错就错，凡是公开发表东西，就用“徐思予”作笔名。许多人看了这个名字，还不知道就是“中统”的特务头子。
“中统”也和“军统”一样，对下行文下令，只用代名。抗战初期，“中统”
局本部用“程恭”为代名，后来又改为“盛励”。“程恭”与“成功”谐音，“盛励”亦即是“胜利”。这些代名都由徐恩曾用毛笔写好，刻成签章，在文件上盖用。
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经常要把自己打扮得威凌一切，而是有意装出一种儒雅书生的气派，以示斯文。他对人低声说话，而且常常满面笑容很少发脾气骂人，甚至重话都不大讲，在行动举止上也很少张牙舞爪的样子。因此可以说，从表面到骨子里，都是一个极“阴”的人，他对付人，也爱用阴狠的手段，使你事前不易发觉。记得有一次，他把邹韬奋找去谈话，座中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个潘公展（“CC”
高级分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徐恩曾和邹韬奋是交通大学的老同学，本来就是认识的，因此他用上海语音很重的普通话对邹韬奋说：“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