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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科：主管全局人事，由局长室直接管辖。
专员室：由局长室直接指挥，担负设计和联络以及分派临时工作的责任。也有个别专员分配在其他部门。专员的职级弹性较大，有仅次于局长的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或科长的职级，人数也没有一定，最多时曾有30多人。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犊及总务。“中统”的组等于国民党其他机关的处，所以第一组下面就有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及总务科等等。译电室有一个时期也属于第一组，后来改为直属局长室。
第二组：主管党务。实际上以反共工作为重点，其他进步团体组织，也是这个组的工作对象。此外，有关反动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以及对日伪的工作，也属于这个组。组下分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科。
第三组：主管训练、组织和对外工作（与其他机关关系和外事），初设四个科，后来把管经济的一个科扩大为经济调查处，就剩三个科。
经济调查处：是由第三组经济调查科扩大而成，专稿日伪经济调查和解放区经济调查工作。该处成立以后，另设处址于重庆观音岩市立医院附近，单独使用一所大楼房。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电台、电讯器材、通讯，沦陷区交通以及对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
研究室：专搞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策略，和对共产主义理论策略和史料进行所谓研究工作。
统计处：这个部门是抗战中期筹组了很久的一个单位，目的在于扩大挡案工作，和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由陈果夫主持）相呼应，将国民党党内党外（特别是与蒋介石对立的）的重点人物的有关资料，编成编目纪录卡片，随时供蒋介石查询了解。在方法上，完全抄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登记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别是在徐恩曾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而垮台之后，这个处就名存实亡了。
实验区：即所谓“重庆实验区”。“实验”这两个字，用在这个特务机关的名字之下，其内容可以想见。当时，“中统”是要以局本部所在地的地方特务组织作为“实验”，弄出一套可以“示范”的东西来，向全国各省市调查室推广。这个直属于局本部的地方特务单位，地位相当于省调查室，基本上同省调查室的组织一样，但是人员比省调查室为多，并且更着重于“行动”工作。所谓“行动”工作，就是绑架、逮捕。拘押刑讯，纠合流氓捣乱等勾当。重庆地区的这些“行动”，都由“中统”局本部指使“实验区”。“实验区”在重庆市区。郊区、南岸、江北和重庆附近的几处大乡镇，都设有秘密机关。
除了省市调查室之外，还有一些由局本部这一条指挥线牵着的其他组织，如（一）交通部调查统计室（季源溥负现）：（二）财政部盐务调查工作组（顾建中负责）；（三）海外部工作组（先是陈宗周，后是谭永昌负责）；（四）司法训练工作组（洪兰友负责）；（五）内政部县长训练班工作组（李永懋负责）；（六）外交部公务员联谊会（张道行负责）；（七）中国文化服务社工作组（刘百闵负责）；（八）教育部工作组（温麟负责）。此外，随着“CC”势力的伸展，后来财政部统税署等机构，也有类似的组织。
“中统”组织庞大，人数众多，主要不是积于上层而是向基层扩展。除了军、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自己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各个部门的不露身份的特务）之外，在别的国民党机关范围里，由中央的院。部、会，至各省、市、县政府，都有他们的踪迹。以1941年“中统”人事科的统计数字为据，其人数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单位2000人
民众团体300人外围骨干960人
上述人数共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数字，包括县级人员在内；“各部单位”数字，包括银行、金融财贸机关在内：“民众团体”数字，包括黄色工会、帮会道门等在内。
“中统”组织中的人事制度与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党务机关，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委会第六部第四组”时期，还有军事编制，到了重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即不是文机关，也不是武机关，因此既不按一般行政机关支薪，亦不按军事职级发，而发“生活费”。
后来，蒋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统”的编制完全照中央党部的编制，于是“中统”
的局长相当于“中央”党部各部的部长，以下有处长、科长、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等。每月的“生活费”就照这些职级发给。
因为“中统”的人多，相当于科长以上的老特务无法安置，故在“中央”党部的编制之外，“中统”自设了“调查员”的名义，他们所支的“生活费”有多有少，有些分配于各组、处、科的“调查员”所拿的“生活费”比科长还多。有些“调查员”是常年派在外面省市的，其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处长的，如当时的广西调查室主任蒋静一、粤汉湘桂督导徐政等，都是老特务，但在局本部的名义还是“调查员”。“中统”的特务活动经费也很大，除正规编制开支之外，其超额数字，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费”项下支付。
“中统”为了疏散拥挤在局里的许多特务，同时也为了深入和控制更多的机关部门，为“CC”集团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经“CC”高级会议考虑后，决定把一批人分布到公开机关里去安身。如叫大特务顾建中打入盐务部门，季源溥打入交通部门，孟九、王思诚打入粮食部门。又如由洪兰友所搞的司法官训练所，把特务改装为检察官，再派到司法机关去。还有，李士珍搞的短期警官训练班，刘百闵手下的文化服务社各省市分社，朱元懋控制的正中书局各地分店，都容纳了一批人。又如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也有一批“中统”特务到高等学校去当“训导”，或到国立中学去搞“教育”工作。通过陈果夫的关系，在中国农民银行里也安插了一批人。
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CC”集团也抢到了许多东西和地盘，且包括不少特别容易获利的企业在内，如（一）华北企业公司，内有天津的卷烟业、面粉业、酿酒业等，由骆美美负责；（二）东北企业公司，由齐上英负责。（三）青岛企业公司，有啤酒公司、冰厂等，由李先良负责；（四）上海方面抢得特别多，包括有面粉业、卷烟业、酿造业、地产业、印刷业等等，由吴倚沧负责。《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大报，也到了“CC”的手中。此外如湖北应城的石膏公司、南京新街口的华华商场、上海的华华公司等等，都是“CC”的“事业”。
在银行方面，除了中国农民银行由陈果夫任董事长之外，抗战结束后，赵棣华又进了交通银行任总经理，吴倚沧任中央信托局总经理。“CC”在财政金融方面及工商企业方面的势力范围，都愈来愈庞大，在所有这些部门，当然也可以容纳一些“中统”人员。
凡是“中统”分子，不论派到哪个部门去，特务工作是不会中断的，他们有的与当地“中统”调查室保持联系，有的则直接向局本部联系；“中统”组织也相应地向他们发指示。他们不同于普通的“CC”分子，因为他们还有“娘家”。有的在外面搞了许久之后，“中统”又把他们调回来。比方派到正中书局搞了相当长时间的朱元懋，到了叶秀峰接管“中统”之后，又把他调回局本部去当秘书。“中统”局本部的特务，随身携带的证件有两种，一种叫“调查证”，一种叫“职员证”。领用“调查证”的，多半是常有外勤工作或对外联系较多的人。但同时也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较高级的特务都领“调查证”，一般的特务则只领“职员证”。“职员证”只证明持证的是甚么人；“调查证”则除载明姓名、年龄、职别等等之外，在另一页上还载有“希军警宪机关予以工作上之协助”及“准随身携带自卫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等条文，这就是从事罪恶活动的特许证。
“中统”特务除了有“调查证”或“职员证”外，一般都有证章。证章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党部的圆形证章，这和其他各部的一样，上面都有“中央党部”
四个字；另一种则是“中统”局本部的出人证，只有钮扣子这么大，常常更换，有时一年更换两次，那上面没有机关名称，只有一个或两个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等于一种暗号。至于在外边活动特务，则很少挂什么证章；但是如果为了特务活动而有需要时，“中统”机关可以给以任何机关的证章，用毕缴回。这固然很便于纵容特务去胡作非为，而有时出了甚么毛病，还可以嫁祸于人，自己抵赖。
“中统”的特务要放到别的公开机关做事时，最初有一件伤脑筋的事，那是因为蒋政府本来有一套所谓铨叙制度，大大小小的官都要有甚么证书之类的东西，以凭任高职。特务们在“中统”混了多年，根本就没有这套东西，事实上也不可能出具证件，证明某人有多少年特务经验，或做过任何职级的特务；所以要做公开的官，就有点麻烦了。后来，徐恩曾得到蒋介石的准许，把“中统”的人一起报到“中央”党部，用“从事党务工作”的年资，参加中央党部工作人员的甄审，然后每人发一张“甄审证书”，有的是“同委任”，有的是“同荐任”，有的是“同简任”，每种还分若干级，特务拿了这张东西，再送到铨叙部去经过一番官样手续，算是变做政府的“官员”，问题也就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