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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地方党部没有达到目标，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如期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圈定与指派国民党三大代表的办法。
按照国民党中央第187次常会通过的国民党三大代表产生办法，圈定是由国民党中央事先规定某一地方党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当地党部按规定人数的一倍向中央上报代表名单，再由中央组织部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指派适用于那些尚未成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党部，不能提供圈定名单，所以干脆由国民党中央指派某人为某地代表。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后，和孙科一起到南京，被增补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胡汉民、孙科在国民党内名望、地位都比较高，而此时蒋介石又和汪精卫斗得不可开交，对胡汉民。孙科比较迁就。胡汉民、孙科知道他们在圈定，指派代表时不会吃亏，也就支持了蒋介石的圈定、指派办法，这就苦了汪精卫的改组派、酉山会议派和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在党务问题上，丁惟汾和陈果夫早有争斗，但以前要共同对付汪精卫和胡汉民，所以双方都比较节制。这次蒋介石、胡汉民合作，胡汉民的能量要比丁惟汾大得多。蒋介石要在三全大会上占较多的代表名额，胡汉民、孙科也得占便宜，代表名额就那么多，僧多粥少，吃亏的也就只能是丁惟汾了。
圈定、指派代表的办法立即遭到各地党部的强烈反对。一些派系不仅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而且有的地方公开闹事，这迫使蒋介石和胡汉民不得不考虑修改代表产生办法。
1929年2月ZI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199次常会，对原定的圈定，指派办法进行修改，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规定。
普通党部：包括38个省市，用四种方式产生代表，南京。上海、广州、广东代表由选举产生；江苏、浙江、湖北、汉口、天津、山西、广西、甘肃的代表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北平、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南、四川、福建、江西、云南、贵州、河北、哈尔滨、察哈尔、绥远、热河、黑龙江、吉林、辽宁，由中央指派；西康、外蒙古、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西藏、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铁路及海员特别党部：用三种方式产生代表。沪宁、沪杭雨、津浦三局，由中央圈定代表；平汉、粤汉、海员党部，由中央指派代表；平绥、平奉两路，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军队特别党部代表单独产生。
海外华侨代表产生办法另定。
蒋介石和胡汉民的这个代表产生办法用意很明确，他们能够确实保证自己选举获胜的地方，就选举如蒋介石在南京、上海，胡汉民在广州、广东，否则就指派或圈定。
代表很快就产生了出来，共406人，其中指派表211人，圈定代表122人，两项共333人，占代表总数的81．2％。其它代表由选举产生。指派、圈定的代表当然主要是蒋派、胡派或孙科的人。这些指派或圈定的代表，有的都产生得让人莫名其妙。如国民党中央指派谷正伦为哈尔滨特别市党部代表，谷正伦是贵州人，未在哈尔滨任过职，甚至从未到过哈尔滨，更不用说负责过哈尔滨的党务了。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南京警备司令，也就硬是代表了哈尔滨。
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做法，使其他各派面临了生存危机。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历来以北平、天津为基地，势力遍及北方各省和南京，可由于陈果夫操纵圈定，不仅南京大同盟人员未当选，即使是大同盟势力控制的北平、天津也未被选中。改组派的情况也比大同盟好不了多少，大批干将不要说升迁，连代表也未选上。共同的利害所在，使大同盟和改组派联合了起来。
改组派和大同盟要求国民党内民主，反对指派圈定代表，反对蒋介石包办三全大会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广泛的同情。1928年11月2日，改组派与大同盟策动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发表辞职呈文，抨击落记中央，指责蒋介石剥夺党员民主权利，违背孙中山遗教，和北洋政府的官僚串通一气。
南京市的改组派和大同盟分子利用国民党内普遍的不满情绪，逐渐将事端扩大。1928年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民主权利。各区党部代表并举吴健、谷正纲、刘行峨三人为代表，列席国民党中央常会，请求抗议书立即给予答复。胡汉民对三人加以训斥，但三人不服，退出常会并开始在南京组织抗议活动。
当南京大同盟联合改组派发动反蒋时，丁惟汾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离开南京到北平。在临走之前，他嘱在南京的大同盟分子发动反蒋，他本人在北方发动。
在北方，丁惟汾首先指使大同盟分子发动学生起来闹学潮。又利用阎锡山、白崇禧解散北平、天津工会的事件，以平、津市党部的名义猛烈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赶出国民党中央。北平、天津两市的工会也声言反对国民党中央。随后，受改组派和大同盟影响较大的国民党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省等市的国民党党部都闹了起来。
反蒋派的声势越来越大，使南京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思考妥善的处理办法。这时蒋介石正在皖北检阅部队，闻讯后立即从徐州发电，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中央政策的攻汗。11月19日，在南京中央党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戴季陶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训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中央决议”，“绝对服从中央”。同时，国民党中央召开党务会议，通过《申明党纪令》，对各地党部指责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明令申诫，嗣后若再有此种违反纪律之言行，一经查悉，即予移付监察委员会从严惩戒，以维党纪。”随后，宣布撤销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的党务指导员，撤回派往云南的指委，另行选派。国民党中央企图用高压手段迫使反对派向他们屈服。
但是，由于代表问题关系到一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个人利益，这些人又得到改组派、大同盟的支持，国民党内又广泛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派们并没有屈服。1928年12月22日，北平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策动北平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五团体，发表通电，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撤销北平市指委的决定。其它省市也继续反抗。
在这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手法，首先决定瓦解了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参加者大多为青年人，除丁椎汾本人外，其他人资历、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而丁惟汾本人的声望也不及胡汉民、汪精卫。所以，尽管胡汉民、汪精卫在政治斗争上屡屡败给蒋介石，由于除胡汉民、汪精卫二人外，胡派和汪派还有人占据国民党高位，因此，胡派在胡汉民去世之前，还是一直有战斗力。汪精卫身边也有大批的追随者，以后他叛国投敌，一些人竟追随他去当汉奸。
本来北平、天津一带党务是丁惟汾的势力。但国民党二次北伐后，阎锡山、白崇禧分得了北平、天津地盘。阎锡山、白崇禧手握平、津军权，早就对把持平、津党务的丁惟汾看不顺眼。但彼时蒋、丁尚在蜜月，丁据有国民党中常委的地位，阎锡山、白崇禧也就对他无可奈何。这次丁惟汾和蒋介石交恶，阎、白便利用维护国民党权威的名义，对了在平、津的支持者开刀，以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强行解散天津市党务委员会。
丁惟汾遭阎锡山、白崇禧一阵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人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一收拾了惟汾在其它地方的势力。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无措，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党徒或投靠陈果夫，或投靠汪精卫，或投靠阎锡山，各自寻门路去了。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陈果夫、陈立夫也乘机用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党部。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趁机把各地的亲信圈定、指派为大会代表。在这一次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大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蒋家天下了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丁惟汾会后曾无限感叹“我现在晓得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意义与滋味！”
5．“CC派”终于得手
1928年第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天津后，蒋介石乘北伐获胜的余威，亲自北上，想借机将北方各地方党部收揽在自己势力范围之下，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
天津市党部此时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而丁惟汾此时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青年部长，正是如日中天，周某当然不愿担负叛丁投蒋的风险，因此，竟拒绝前往和蒋介石见面。周某给自己拒绝前往找的理由很充分，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对此虽非常恼怒，但想周某此举也算理由充足。于是，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召见，周某再次不客气地加以拒绝。
两次遭拒的蒋介石震怒异常，在痛斥随从前来的陈果夫之后，命令陈果夫撤免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陈果夫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派博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此时天津为晋系的势力范围，傅作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