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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会客访友之外，陈立夫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医。中药，这是为了继承其兄陈果夫的嗜好，决心在其余年全力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他还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儒家、道家等多有涉猎。
这一期间，他著有《人理学研究》、《易学应用之研究》等书，并主译了英国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
由于他的努力，台湾学术界推选他担任了台湾“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等职。
此外，陈立夫还被聘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主讲人事学。
很快，陈立夫成了台湾知识界的知名人士。
在读书研究之余，晚年的陈立夫仍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他不管台湾当局的政策如何变幻，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然是他晚年的立场。
很难料想，反共先锋陈立夫晚年竟积极倡导海峡两岸统一。
2．坦言倡“统一”
1973年，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
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尽早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客观现实，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
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
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光大，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陈立夫曾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希望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觉悟。现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陈立夫所言，真属真知灼见，一向是积极反共的他，能够在晚年为祖国海峡两岸的统一摇旗呐喊，真是难能可贵。
1975年，陈立夫为推动祖国统一，不断探求新途径。
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M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捐弃10年内战的血海深仇，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时至海峡两岸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实行第三次合作。
基于这一思考，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而当时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之中，陈立夫的投石问路必然没有结果。
尽管这样，陈立夫并没有灰心，他对国共谈判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在没有得到中共信息的情况下，陈立夫又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
他在文章中再次殷切希望毛泽东、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经国重开谈判之路，并盼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再开合作的新局面。
1976年，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重新转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第一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
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届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l月31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弗兰克·雷诺兹采访时再次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武力解决问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和平统一中国的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剑英委员长讲话发表10天后，胡耀邦又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
胡耀邦并透露，蒋家奉化劳墓已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也保持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1982年7月，廖承志又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相期，并望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对于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作出的努力，陈立夫很受感动，他终于看到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言和握手的曙光，他愿意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
然而，陈立夫却认为，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祖国。
1981年1月，陈立夫为王恩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序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希望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上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行现代革命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了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思想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丧尽……余固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答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在台湾当局，以国民党某些元老和军政系统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对共产党的仇恨却仍然歇斯底里。无论共产党怎样表现出诚意，在他们眼里都是“统战花招”、“政治阴谋”、“武力犯台的烟雾”、“做给外国人的姿态”。
他们也讲“一个中国”，也爱谈“统一问题”，但他们能讲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他们所要的“统一”，是国民党重返大陆行使统治权。从1958年以前的“反攻大陆”到1958年以后的“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再到1966年以后的“光复大陆”，都是这种复辟愿望的不同表达方式。
但是毕竟，陈立夫看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爱国心，所以，他主张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陈立夫毕生主要精力捍卫的并不是孙中山倡导的真正的三民主义，而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不民族、不民主也不民生。
历史已经证明，陈立夫倡导的“三民主义”救中国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台湾当局，“以三民主义救中国”的口号却此起彼伏。
1981年4月，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列人党的政治纲领。
11月，台湾各界人士300多名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并决定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对于台湾当局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是“光复大陆”的另一种提法。“光复大陆”很明确地表达了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复辟企图，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虽然也有这种涵义，但也暗含了另一种意味，即如果大陆“实行三民主义”，这可以有多种标准。
从“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策演讲轨迹中，可以看出台湾当局也在变，但这种变化实在是太渺小了。而时代潮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却相对地快得多，结果使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给人以脱离现实越来越远的观感。
总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当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