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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夫先生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包罗颇广，凡是中国祖先对于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史料，几乎都融汇其中，因此，翻译这部巨著，必须约集有关科学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幸这些准备工作，大体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陈先生说：他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经脱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约好了在某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的纲目，以及他主持翻译这部书的动机。陈先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尚未完成，稿子尚在他的书桌上。
书房里的陈设，简单清雅，一具书厨，里边摆满了中外文参考书。书厨旁边有一架立地电扇，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陈先生写稿喜欢用毛笔。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彩色照片，摄的是一幅水彩画，是立夫先生在1948年画的，那一年是已故张道藩先生的50大寿，这幅水彩画，就是陈立夫送的寿礼；画中有一位老寿翁，对面坐着一位美丽少妇，题词是：“原见与嫂如画中人，一则长命百岁，一则美丽到老。”道藩先生非常珍视这幅画，一直珍藏着。当立夫先生1959年第一次回台湾时，道藩先生特地找出这幅画来，拍成彩色照片，送给立夫先生留念。陈立夫先生为怀念故友，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玻璃底下。
陈先生引导记者参观他的书房时，还看到他的另外一幅水彩画，那是一株鸡冠花，作于1935年陈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当时陈夫人正在从师习画，有一天陈先生兴致来了，就用彩笔画了一株庭院里的鸡冠花。
据陈先生说，他一生只画三幅水彩画，另外一幅是一朵喇叭花，现留存在美国女儿家里。
立夫先生很健谈，他谈任何问题时，都很能吸引人。他说：今后要多在室内做工作，少在外边活动；对那些邀请他剪彩和证婚的事，都一概谢绝了。他表示这个例子不能开，希望亲友们都能原谅。
立夫先生虽然表示，今后要多做著述工作，但他仍然不能忘怀讲演的乐趣。他认为讲演是一种艺术，而且可以给人一种满足。
他说，一场成功的讲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讲的，也正是听众们所要讲的，你只是把大家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而已。第二，一篇讲演稿里要有特点，是别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样，听众才会觉得有味道。
立夫先生说，他的讲演，曾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每逢讲演之前，先准备了很多材料，到了台上时，却讲了很少；第二个阶段，准备了多少资料，上了讲台，全部都用上了；第三个阶段，任何讲演，从来没有底稿。不上讲台，没有材料；登台讲演，材料也随之而来了。立夫先生认为讲演远比发表文章的效果大，尤其一场成功的讲演，会吸引千万个听众，全神一意的听讲，越是这种情形，讲的人越兴奋，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劳累，这时候讲的人与听的人感情合而为一，令人有一种升华的感觉。他自己就常常有这种感受。
1979年9月18日，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共同迎接了80岁寿辰。他们送给亲朋的礼物是一本由陈立夫题款。孙禄卿绘画的百幅山水画集。
“我的太大的画实在不错，而我的字只是陪陪她。”陈立夫对来客谦称自已是配角，太太是主角。另外，他还赞美孙说：“我最最得意的事，是我有位贤能的妻子孙禄卿女士。”
在父母的作主下，陈立夫与孙禄卿于1926年结为夫妇。陈说：“到现在，已经53年了，我们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从来没有吵过架。”
说到陈夫人的好，立夫先生是赞不绝口，他说：“他的父亲孙蓉江先生是地方公正士绅，家教甚严，她过门后，对长上有礼，教子女有方，治家勤俭，幸得有她内助，使我可以终日忙于公务。”
他们的三子一女，在陈夫人的教育下，都卓然有成。立夫先生说：“孩子们都怕妈妈，管理子女和家务上，她都很成功。”
53年间，他们共同信守的原则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立夫先生说：“就这样，我们从来没有口角过。”
为了纪念丰盈、美满的过去，不喜欢言寿的立夫先生，告诉他们的四位孝顺子女，不必铺张地为父母做寿，不如印行一本书画集致赠亲友。
上海美专毕业的陈夫人，在绘画上颇有造诣，立夫先生说：“她的画，的确不错，画风中有着她的豪爽、开朗的性格。”为了陪同夫人，立夫先生也拿出了自己的字和两幅画，一幅鸡冠花，一幅喇叭花，全是他30年前的作品。
这本珍贵的伉俪书画集，将致赠亲友。此外，他们夫妇还携手在国家画廊举办书画及著作展。立夫先生说，到了寿展时，他与夫人将出外避寿，“绝不收礼，也不要拜寿。”
最最令他高兴的是，在寿辰前夕，他要接受中央颁赠的中山奖章，对这难得而珍贵的荣誉，立夫先生是很珍视的。
这些年来，立夫先生在努力地开掘“文化矿”，在他的努力下，可真做了不少的事，也著作和出版了很多书，他说：“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他很傲然地说，“我是一个奋斗的人。”
过了80岁的寿辰，立夫先生又将展开另一番人生。他说：“过一年、两年，我要辞掉所有的事。”那时，他要全力整理五经。
他说：“我要将五经做系统的整理，使人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伟大。”
对开“文化矿”他的兴趣更炽，一直在奋斗中的陈立夫说：“我觉得，这些年做的还不够，如果天假我数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度过了丰实的大半生，立夫先生更坚定地期望：他要坚强而努力地缔造一个更扎实的晚年。”
3．老蒋临终抚立夫
步入暮年的蒋介石，把在美国漂流的陈立夫召回台湾定居，此举对无论已故的陈果夫也好，还是被他逼走的陈立夫也罢，包括对一些国民党元老，都是一种安慰。
蒋介石的手腕高明就在这里，陈氏兄弟作为国民党元老，对蒋介石是忠贞不二的，治党也是有功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但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再重用他们，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大，基础大雄厚，更何况他们又挡住了蒋经国的升官之道。
蒋介石用冷处理的办法，使二陈对政坛自动降温。国民党退到台湾后，陈氏兄弟一亡一走，等于给蒋介石去了一大块心病。接着，他又一鼓作气大搞“整顿”，使十分顽固的CC派逐渐瓦解，对“太子”继位已构不成什么威胁，既然障碍已经清除了，何不再安慰安慰陈氏兄弟？
陈果夫去世，蒋介石又是吊唁，又是赠挽额，又是声嘶力竭地褒奖，让其死后情享哀荣，曾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响，如今又盛情邀请陈立夫返台定居，可谓打一巴掌揉三揉，蒋介石等于“仁至义尽”都做到了。
蒋介石在政治上耍手腕可谓高明到家了。
1966年3月，台湾又开场演出每六年一次的政治老戏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
3月7日，国民党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说：党尽一切可能提拔新进，中兴以人才为第一。
他“恳切”期望国民党中央另行考虑“总统”候选人的人选，让他专心负责党务和军事，但了解蒋介石的人都知道，老蒋向来以退为进，“总统”非他莫属。
3月21日，蒋介石设宴招待全体“国民代表”，即席讲话中复称：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那感到很慌恐。我至今已经80岁，再过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
蒋介石的这番话，把自己“专心党务和军事”的掩盖揭了。
“总统”已定，“副总统”是谁？
人们不言自明，非严家淦不可！
蒋介石早就为蒋经国水道渠成地继位安排好了步骤：严家淦任“副总统”，是蒋经国接班的关键一步，严家淦没有野心，没有派系，没有班底和党羽，更不具备较强的政治才干，正好做蒋经国理想的替身。
1969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而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都选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引进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这些大多是蒋经国的人马，使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70年代，台湾风云突变，阴雾漫天。
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周恩来共同发表《上海公报》，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之后数月内，有20多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建立外交关系。
于是，“中华民国”的“驻外使节”，纷纷卷旗归台。
1972年2月，台湾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
蒋介石在大会上宣布：“本人已多年膺任此职，深感歉疚，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务。”
但是，最后蒋介石只好迁就“民意”，再次当选第五届“总统”。
严家淦连任“副总统”，并遵循蒋介石心意当即辞去“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