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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书未尝为书本所困，或自以为知足。
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
五、做官未尝作福、作威、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因位之想，及悻进之图，我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
六、办党务工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七、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报乐观与进取之心。
为便于延医购药，改善治疗条件，1951年1且15日，陈果夫决定从台中迁至台北市。
台中市各机关长官，于这天晚上在小北楼三楼礼堂为陈果夫宴钱。
l月22日，陈果夫乘车到台中市车站，送行者约百余人，下午就到了台北市，接站者也约100多人，场面很壮观。
陈果夫下车后，高兴地和大家握手问候，此时，他的病好像减轻了许多。
陈果夫在台北，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医疗条件确实比台中好多了。
然而，来访的客人也比在台中时多了。这又不利于他的休息。
台北是台湾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在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以像在台中那样随便说话。
一天，友人苗培成等来见。
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话也投机，气氛很热烈、和谐。
苗培成善于开玩笑，在这个时候，更爱逗陈果夫开心，他说：“台中天高！”
陈果夫心领神会，马上答道：“可惜皇帝太远！”
众人大笑。
接着几个人又谈了一些别的话题。
陈果夫突然说：“离开政坛，各位感觉如何？”
苗培成是个聪明人，怕引起陈果夫心中不快而加重病情，忙接过来说：“咱们今天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大家都附着说不谈政治。
陈果夫也跟着谨慎起来。
送走客人，陈果夫卧于病榻之上，为使女梅花作《老爷歌》与《太太歌》以资消遣。
《老爷歌》写道：
老爷老，脾气好。
日日夜夜困在病床上，
看书、会客、做文章，
脱衣着衣忙勿了。
有时眯眯笑，
有时嘴巴翘。
按铃叫我来做事，
还有给我吃糖了。
讲起故事来，
三天三夜讲勿了。
《太太歌》写道：
太大，太太
难喜闹喧。
性子急，脾气大。
吃饭吃得快，肚子常常要吃坏。
发起火来我顶怕，
高兴起来给我买个洋娃娃。
陈果夫似有返老还童之感，无聊之中变得有聊，这样，确实能够减少一些痛苦，也能帮自己打发一些时间。
还有令陈果夫欣慰的事。
4月上旬，他的《苏政回忆》出版，此书以随笔的方式而著。
陈果夫在自序中说：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一则个人从政的经验，也许有可供今后从政同志参考之处；二则以后我和同志见面时，省得再讲，没有见面的同志，一编在手，亦如和我谈话，尤其从前允许向中央政校同学讲话，正可以此代替，惟延持十年，殊为遗憾。不幸此十年中间，中国政治进步甚少，此册虽陈旧事迹，或仍可供参考之用……”
《苏政回忆》的出版，确实给病人膏盲的陈果夫带来了许多安慰，此书能在他生前出版，确是幸事。
然而，也有诸多不高兴的事萦绕着他，给他病中加病。
6月初，他得知叔父陈英士（陈其美）的坟墓被捣毁，深为惋惜，并大哭一场，悲愤难平。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二叔墓顶之党徽，是我的设计，当时配合角度等颇费周章。民国十七年，中央常会讨论统一党、国旗格式时，我将我之设计提付讨论，并参照总理自绘之明信片，乃得确定格式，此有历史价值之建筑，今竟无法保存，殊为可惜。”
陈果夫与叔父陈其美感情颇深，他能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坛生存20多年，应该说倚仗的是陈其美，蒋介石之所以不能轻易踢开二陈，也在于与陈其美的交情。
陈果夫与陈其美的感情，从他的《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序》中，充分表露了出来：
“从民国五年到现在，我们每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要联想到英土先生，好像英土先生在世，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即使遇到了困难，有了英士先生，也容易解决的。这可见得英士先生能力的超迈，其感人至深，就在这里。
“英士先生不特是一个为国家解决困难问题的革命家，他的任侠的行为，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就是他的死，何尝不是义侠的天性促成的；所以他的精神，至今还存在同志的脑海之中，使人念念不忘。
“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自己处处都应抱着牺牲的决心。我们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的模范。
“总理的伟大，英士先生固然未能完全学到，但是英士先生为国尽忠，待人以诚，颇能和总理相似，而且上能服从领袖，下能领导群众，努力奋斗，至死不懈，成不居功，败不读过，这种精神，在革命家中尤为难能可贵。
“英土先生初不过一个典业的学徒，丝栈里的助账，竟能成就开国的大业，决非偶然。虽中道殉国，不及目睹建国之成功，然其伟大之志愿，至今还有他的同志在继续进行着。终有完成的一天。其生平之志救国精诚的一念总能见诸事实。
“民国五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总理是失了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本党的同志失了一个负责的领导者。尤其在长江一带的革命潮流，沉寂了多年，直到英士先生最知己的盟弟蒋介石同志，从广东率兵到来，才恢复了一点元气，可见那天的损失真是大极了。
“我和英士先生既是同志，又兼了叔侄之亲，关系尤密；所以英士先生之死，对于我不独丧失了一位领导者，又失了一个良师。言语和文字所不能形容的痛苦，郁结在方寸之间，多年来一天不能消释。”
2．弥留之际吐“铮谏”
台北的盛夏，天气酷热，处于病中的陈果夫十分难受，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坚持不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
陈果夫从政20余年，虽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但家里并没积蓄什么财产。无奈，此时他看病开支太大，慢慢地家里经济上就出现了拮据。
1948年，陈果夫在上海治病，因费用太高，他才转往医疗费相对低一些的台湾治病。
到了台湾以后，他住的房子是借台中市市长的，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交不起房租。
因为医疗费太高，他手头上又没什么积蓄，到台中以后，竟无钱买药。
万般无奈之际，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
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奈，自己手中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才算解决了困难。
对此，陈果夫对蒋感激不尽。
陈果夫人难敷出，和法币大幅度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到1948年发行金元券时，六七万元的法币只相当于金元券的10几倍，而随后，金元券跟着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给美金或银元。
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治愈不治之症的开支。
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用钱，需不需要资助，他一概说不用。
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三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刊》30余册，除写了《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道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著作。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出版文集，已组成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心脏亦兼弱，自12日起，自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人，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人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浸人右肺，并由右肺浸人血管，再由血管进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内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自三十七年大吐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今后的确比前为难也。”
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临死之前，陈果夫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将自己长期思考的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在纸上，名为“净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衷。”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不顾死神一天天靠近，不遗余力地倾吐着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善言”。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吃语，好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多度。
陈果夫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口吐白沫，手向空中乱抓。
朱明把身子探过去，抓住他的手，问他：“果夫，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在这听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