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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静养。
陈果夫的病情加重，吐的多是瘀血，新药国内少，他打听到有一种叫药牛儿海蒙柏拉斯丁的止血好药，四处托人买，怎么也买不到，蒋介石听说了，让宋美龄到中美陆军医院去想办法，又派蒋纬国向美军索取。对此，陈果夫当然感激不尽。
1948年10月9日，陈果夫过生日。许多人送来了生日蛋糕和花篮，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9时许，蒋介石和蒋经国也来了，在陈果夫家呆了一刻钟才走。一是来祝贺陈果夫的生日，二是来看望陈果夫的病。
蒋介石说：“果夫今日面色尚好。”
陈果夫说：“面色好是因病中特别设法维护肠胃。肠胃之消化系统，犹之国家之经济机构，经济健全，所以虽有病，气色仍好。”
蒋介石笑笑说：“果夫真是久病成医啊。”
陈果夫听了也苦笑起来。
蒋介石又询问：“用中医治，还是用西医治？”
陈果夫说：“现在用西医，将来培补时需要中医。”
蒋介石说：“还是西医可靠。”
陈果夫说：“就是西医不能做整个计划，又中医有参茸一类补气之药，西医都不会用。”
陈果夫心里明白，蒋介石对自己身体上的关心亦真亦假，而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排斥，却是千真万确，被蒋介石一脚踢开只是时间的问题。
随着抗战后蒋介石在内战战场上的不断失利，陈果夫和他的CC派对蒋介石的忠心也开始有所动摇。
1944年，国民党六大前夕，在陈果夫、陈立夫的怂恿下，各地的CC派分子发动了一场反对朱家骅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拥戴陈果夫重新上台的运动。
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是蒋介石点的将，于是CC派在大攻朱家骅的同时，也公开指责蒋介石不民主。
这时，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去留问题上正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内部再起纠纷，而且蒋介石在未来的“六大”上继续坐“总裁”的宝座，需要CC分子的支持，所以只得向二陈和CC系妥协。
这样，朱家骅交权，陈果夫又重新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
1945年春，CC系组织各种座谈会，该派成员在会上慷慨陈词，揭露各种政治时弊，甚至公开指责蒋介石。
陈果夫出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农民银行董事长，本是蒋介石让他离开政治的一种手段。而蒋军在第三次内战中连连失利，陈果夫抓住这一事实，对蒋介石政府的政治进行公开的批评。
1946年5月14日，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政治之不能上轨道，由于学无系统，亦无中心，学人群趋于皮毛之研究，各是其是，以至不能产生一贯之政策而成今日之局。”
1946年9月24日，陈果夫又在日记中写道：“政府之经济政策总行不通。一、为思想不纯正；二、有自私心者从中作弄；三、人事复杂，不能专心办事，事前亦不专心训练；四、事前未有准备；五、自欺欺人；六、人多而智识不足，三头六臂，如何可以做好。
陈果夫认为，造成国民党危机的有几种原因：
一、经济无办法；
二、下面基础太差；
三、留学生大半为自己，很难断定他们抱有爱国热忱；
四、文武官吏腐化；
五、上好大言者；
六、官吏习于欺骗。
陈果夫说的第五项，显然指的是蒋介石。
随着蒋介石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失败，陈果夫对蒋介石的批评指责更加尖锐。
1947年6月4日，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对与会者说：“现在情况很糟，问题不在下面，而在上面。各省主席均想做好，但制度、作风及革命工作无中心，无目标，自然会到此地步。”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核心，陈果夫声称“无中心”，显然是在指责蒋介石没有起到核心作用。
1947年12月28日，陈果夫又对蒋介石军事上的才能开始指责：“国共作战目的在经济，尤其在东北。此次攻势似甚严重，因煤与米均感困难，不能不守。”
“我由面缩成线，又有线缩成点，一切处于劣势。军力不够用，因为一重要原因，所用兵似不无问题。”
随后，陈果夫又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进行批评：“中央公布财政经济紧急措施办法四项，自力更生，我甚赞成，但无外援及充分准备，不免带些冒险性质，其中公务员薪水给定得太少，明定大洋一元，换取金元券二元，是物价在人民心理上比战前多加了一倍；而高级公务员薪水反而打了一个二折，比照战前则为一折，如何令人生活，将来毛病必自此起。”
1948年，蒋介石支持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蒋经国那种雷厉风行的手段，实际上是引起了整个国民党内部贪官污吏阶层的恐惧，所以，这些人群起而攻之，蒋介石只好停止了“打虎”运动。陈氏兄弟趁机推波助澜，最后把蒋经国赶出了上海。
解放战争后期，以蒋经国为首的三青团派逐渐崛起，企图以团代党。
二陈为此深感不安。
这天，二陈找来一些CC骨干分子密谋，大家认为，蒋经国的势力已不可忽视，这对掌管党的CC派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党”、“团”实行合并，与消弥三青团与CC派的矛盾。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庞镜塘等人提出了“党与团应统一领导”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蒋介石的赞成，他也认为这是处理党团关系的最好办法。
蒋介石曾说：“党、团如再不合并统一，最后的结局惟有同归于尽。”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做出决定：“撤销三民主义共青团，归并本党。”
蒋介石为了表示不偏向三青团，便将统一事务交给陈立夫与吴铁城、陈诚具体办理，没让蒋经国插手。
1947年9月9日至13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合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党团组织案》，实现了党团合并。
二陈虽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以蒋经国为首的大批原三青团骨干，却一跃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二陈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们想合并三青团的企图被蒋氏父子代替了。
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48年岁尾。上海。
随着蒋家王朝末日的来临，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都开始清理财产准备外逃台湾。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以80万军队对共产党60万军队的决战，以失败而告终，平津战役打得正酣，人民解放军的大炮直指长江南岸，南京解放，全国解放已是时间的问题。
面临这种局面，陈果夫的病也一天天加重了。
一些亲朋好友来劝陈果夫到台湾养病，陈果夫故作镇静地说：“余实不能打算私事也。人生之命实不能由自己作主，如其事业可随便放弃，生命即失却主宰，余病多年而不死，即因有事业维系之故，今如放弃事业，即无命可逃。况且此时何能庸人自扰耶？”
陈果夫安慰别人，却安慰不了自己，他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了。
眼看病情一天天加重，连日吐血不止，再加战事慌乱，心境不佳，陈果夫精神恍惚，情绪颓废，整日不得安宁。
也许是耐不住疾病的痛苦，也许是不忍看到共产党的大炮打到上海，1948年11月15日，“不能打算私事”的陈果夫，终于拿起笔，给蒋介石写信，提出离开上海到台湾养病。
蒋介石见陈果夫确已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况且也正好借此机会把他踢出政界，没加任何犹豫，当即批准。
陈果夫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财产，于12月6日晚上，登上中兴轮，前往台湾。
前来送行的有弟弟陈立夫和CC系的头头脑脑们。
陈果夫望着上海滩的万家灯火，望着上海城参差巍峨的楼宇，禁不住涌起一阵悲凉与酸楚，此次离开上海，何日再返回呢？十年？八年？也许是一辈子也回不来了。
陈立夫见陈果夫满脸的凄凉，也禁不住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他强装笑颜地对陈果夫说：“上船吧。到台湾后好好静养身体，免得小弟牵挂。”
陈果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无限惆怅地道：“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啊，曲直是非，自有后人评说，人命天定，何必自寻烦恼，还是自我珍重，贻养天年吧。”他朝陈立夫双手一抱，轮船启动了。
望着远去的轮船，陈立夫心中也涌起一股无名的惆怅。
2．忍辱相随
194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了蒋介石发表的元旦文告，其中有一段文字曾引起争论：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元旦文告发表之前，陈立夫、谷正纲等CC的人曾提出删去这段文字，谷正纲甚至啕陶大哭，认为蒋不能下野谋和，以免影响人心。
但是，蒋介石没听他们的劝说，仍指示按原文发表。
陈立夫一字一句地听着广播，心如刀绞，万念欲灭，精神崩溃。他担心的不仅是国民党的成与败，更忧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如果蒋介石真的第三次“引退”，他将失去靠山，他苦苦经营的CC机构包括自己的命运，就日暮途穷了。
蒋介石为什么要发表这一文告呢？蒋经国在1949年1月1日的日记中，曾对此做了一个不尽符合实际的回答：
“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
“上年11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