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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达到我这样的生活水准，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
陈果夫的收入，除了工薪外，最主要的就是稿费了。
陈果夫的稿费是颇高的。
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窗》、《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67200元；《医生漫谈》3000元。
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经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
临行时，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用钱，被他拒绝。
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4000美金，被他拒绝。
二陈没有什么家财，这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庭资产所证实。
建国后，曾专门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个人的，几乎没有。
二陈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结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去，即无所留。
陈果夫的秘书袁英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二陈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
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
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陈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
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送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版厂指导委员会的事。各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也有些联系。
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像一个普通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个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后拥，夸耀示众。
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我在他家生活多年，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媳妇华慧君，一个外甥俞惠芳。
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都是每人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
每天晚饭后，陈果夫都习惯地到会客室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和时事。听陈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中最轻闲最悠闲的时间。
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抽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来治疗下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于仞兰的给推拿按摩。
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的日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访的人员。
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
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画像，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
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20几本，都是名省市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
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
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
第二是处理文件的分等，因为陈果夫兼侍从室第三处（人事处）主任，来往文件函电，大部分是有关人事更换制度及介绍工作的事，这里边有轻重缓急、重要次要之分。除了机密文件我们拆封，直接送给陈果夫处理外，一般文件均由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文件一般分三类，一是陈果夫的亲笔信；二是我们起稿誊清，陈果夫签名；三是我们起稿誊清，盖陈果夫的印章，这就是重要次要的分寸。第三是特别费，每逢年终，蒋介石就有一笔不公开的特别费，拨给陈果夫自由支配。凡是与陈果夫有直接关系的人，陈的头脑中有一本无形的账，除夕前，陈把特别费中的一部分，分别送给这些人，每人10元、20元、30元不等，不论多少，都由纸封好，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名日“年赏”。
5．曾经赢得胡适的敬佩
陈果夫经管党务，染指经济，不顾体弱多病，不遗余力，身体力行，然而，他对国民党教育事业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有着不解之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政校复员南京，陈果夫发起在南京合建介寿堂，先书有《介寿堂记》：
民国三十五年春，中央政治学校复员离川，各同学合力捐献之中正堂将随全部校舍留于陪都。同学惋惜，奔告于余。余日：“吾校本旨，原为育才，贡献党国，今吾去堂留，而继承之者，仍为学校，举以赠之，亦复何憾。引以吾校之众，分布地域之广，东归以后，仍可另谋创建，其庄严或更甚于此，是在诸同学而力行如何耳。”
继恩是年十月三十一日，适为校长，蒋公六秩华诞，乃倡议建筑介寿堂于首都。同学闻之，鼓舞欣从。自春且冬，从事筹募，赖诸同学之合作，暨社会人士之协助，巨款立”集，继尔鸠工龙村，殚心竭力，历八月而堂成，恰逢本校二十周年校庆，询盛事也，溯维二十年来吾校长戡乱御侮，宵吁忧勤，卒之两复河山，由残破而完整；四裔民族，由散漫而团结；由消沉而恢宏光大。丰功伟绩，震耀寰区，以大德而克享大寿，不亦宜乎。
吾校毕业八千余人，亲承校长之领导，更沐其教泽，值兹胜利既奠，建国伊始，营构斯堂，不但示崇敬，抑亦表达吾同学对于国家建设之趋向，为社会服务之忠诚。深愿全体同学，今后在校长领导之下，于役党国，公余集议于斯，游乐于斯，亿兆颂歌，以增进吾党乃至吾校之光荣，不更懿哉！是党自设计营建迄落成，余亦当添列其役，因为记其缘起。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吴兴陈果夫恭撰
1946年前，政校奉命改为国立，是年为政校20周年校庆，陈果夫在病中又撰文表示祝贺：
“国立政治大学之命名越数月，而学校庆祝其二十周年，学校诞生在北伐军事未完之时，其后大局粗安，核事亦渐上轨道；而抗战以起，转迁万里，三易其处，去年胜利复员，乃复返于首都红纸廊原址。二十年来，在动荡忧患之中，逐渐扩展成长，得有今日基础，缔造经营之不易，盖可知矣。
学校之名凡三易，每易其名，皆所以配合革命建国之每一阶段，军政时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政时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及宪政之前夕，而为国立政治大学。盖党国所期望于本校者，固异乎一般大学，况军政、训政，为期犹短，若宪政则漫无止境，本校此后所负责任之重大，尤千百倍于往昔，今日虽度其二十周年，实为步入新程之开始。回溯过去，瞻望未来，令人有无限任重道远之感。
本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建国目的，设本校以培养建国干部，故学校一贯教育方针，皆为如何实现三民主义达成建国目的为依归。自宪法颁布，三民主义融会于宪法，而公诸全国，不复为本党所专有，本校亦于是由党办而改为国立。从知本校校名、地名之变更，不徒为党校、政校之延续，抑更加重其对于实现三民主义之责任。本校同学应如何恢宏气度，猛进学业，领导全国大学，共向实现主义之途而努力，庶无负校长之期望与学校之培育。
本校教育方法，本先圣明诚之教，而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施教之程序，各学期课程配置，悉准于此。
第一学期以军训为主，所以正其心志，严其纪律，立求学之根本。自第二学期以后，则先之以博学，配广泛之课程，继之以审问，择其重要课程，改以灌注方法教授之，使渐由被动而成为主动，再进而为慎思，为明辨。则重在以启发方式，使学生能就所学，而融会贯通之。
最后工作实习为教其笃行之始，此本末先后之一贯施教程序，为本校教育特点之一。
其次为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制度。全国大学之有军训军管，实自本校始。我人应知真正之民主，盖从纪律生活中孕育而成，无纪律即无真民主可言。民元以来，国事纷扰，即坐于全国上下未解民主真意义，而本党建国所以在宪政之前，先之以训政者，亦无非为国家建立一纪律基础，为民主之前驱耳。
本校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之主要目的，在养成纪律精神。至于军事之操作，生活之整场犹其余事。方今宪政将始，凡留心国家之前途者，殆无不恍然知纪律精神为民主成败所系，事萌而后理明，本校军训制度在大学教育上之价值，将由是而始可其评得失也。此为本校教育特点之二。
再其次为训导制度。学校教育往往偏重智育，而智育之中，又往往偏重书本，忽视以实际生活作教材；本校训导制度即所以补救此弊，实为导师之扩充也。举凡学生之德育、体育以及思想学业，均在训导范围之内，尤其指导团体活动、演习、开会、选举等等，最能收即行即知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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